公募负债属性：开放式主导，稳定性随申赎波动。公募基金的配债行为主要由其负债属性决定，而公募基金以开放式产品为主，负债稳定性较弱，规模随申赎波动。
　　1）从资产端看，债券是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资产，尤其是固收类产品以债券为绝对核心配置。2）从资金来源看，不同类型基金的持有人结构分层明显，机构资金是债基最核心的负债来源。3）对于两类投资者来说，个人投资者资金分布广泛、整体表现相对稳健，但申赎行为更趋短期化与情绪化，通常由净值回撤触发，一旦净值大幅波动，可能出现集中赎回并对基金流动性形成冲击；而机构投资者则更多基于自身负债、监管指标与市场判断进行申赎，行为一致性更强。
　　因此，负债结构的分层决定了债基资金规模波动更大，申赎净额随净值回撤变化明显，公募负债不存在刚性资金流入是其作为交易盘与保险、银行等配置盘机构行为分化的主要原因。公募的顺周期行为可概括为：净值回撤→机构集中赎回→基金被动抛售→利率进一步上行→净值继续回撤，形成负反馈循环。但同时，针对公募基金申赎行为的顺周期特征，监管层面也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引导调整，对7日内短期放大波动行为进行了约束。
　　公募为何是债市核心交易盘：监管与制度逻辑。
　　1）监管约束：杠杆、流动性、估值与集中度划定行为边界。其一，久期监管呈现结构性分化，普通纯债基金无硬性久期上限，宽松的制度条件放大了久期层面顺周期交易行为。其二，杠杆约束设置了公募加杠杆的制度上限，而现实是当套息空间较窄时杠杆约束的制度效果较弱。随着杠杆策略较难实现有效的收益增厚，公募不得不将增厚收益的重心从杠杆套息转向久期博弈，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久期维度的顺周期特征。其三，估值方式是债基交易属性最重要的制度来源，债基以市值法为主的估值规则，使得组合对收益率波动高度敏感，由此形成净值申赎交易的反馈闭环。其四，流动性风险约束划定了赎回备付与受限资产投资红线，直接决定赎回冲击下的资产处置顺序，利率债抛压显著高于信用债。最后，持仓集中度“双十”规则对信用债形成刚性约束，同时对利率债予以制度豁免，从规则源头引导公募配置向利率债倾斜。
　　2）考核目标：相对排名导向驱动波段博弈。公募固收产品的考核机制，是其兼顾票息收益与资本利得交易行为的底层逻辑。因此，对公募债基而言，相对排名导向驱动波段博弈行为。利率下行阶段，同业排名压力倒逼债基主动拉长久期，博取资本利得以实现超额收益；利率上行阶段，则优先控制净值回撤，规避排名滑坡风险。纵向对比来看债基业绩分化幅度已显著超出票息可解释的范畴，印证在相对排名约束之下，久期、杠杆的主动交易摆布，才是公募固收产品同类业绩拉开差距的核心来源。
　　3）税收优势：资本利得免税放大交易意愿。公募交易的税收优势是其投债的制度红利，也是机构通过公募持债的动因。其不仅放大了公募的交易意愿，也决定了公募在信用债配置上的相对优势(对比银行自营)。机构在税收上的核心差异在三大方面，分别是资本利得增值税、利息收入增值税、所得税。对于后续需要关注的是，公募资本利得免税与资管产品3%简易计税等优惠设定了2027年底到期的执行期限，后续是否延续将影响公募的交易激励与委外需求。
　　公募债基配债行为：品种、久期与买卖逻辑。
　　1）券种配置：政金债打底、信用债增厚，产品分层显著。公募债基整体以政金债为第一大底仓、高等级信用债为收益增厚来源，国债占比明显偏低。进一步地，不同类型债基的配债行为分化较大：中长期纯债基金是规模最大的品类，也是长端利率债最核心的二级交易主体，其持仓以政金债与高等级信用债为主；短债基金聚焦更偏向短久期信用债；混合一级债基以信用债为底仓、可转债为收益增强，信用属性在纯债基金中最为突出。
　　2）久期偏好：重仓1-5Y、7-10Y，26年向超长端偏移。2026年以来，公募现券净买入规模显著放量，截至9月14日已达2.3万亿元，超过2024年配置重心向超长端边际偏移，结合20242025年数据来看，久期迁移脉络更为清晰，公募久期操作高度顺周期：2024年利率下行时集中增配710Y拉久期，2025年利率触底反弹时迅速收缩至13Y短端止盈，2026年在票息保护不足的背景下，又重新向35Y骑乘与2030Y超长端要收益。15Y与710Y始终是公募调控久期的主要区间，而2026年超长端的放量正是当前低利率环境下久期博弈的顺周期体现。
　　公募基金的季节性配置特征。首先，久期结构的摆动清晰体现交易盘的顺周期性：利率下行时主动拉长久期以博取资本利得，利率上行时迅速压缩久期以控制净值回撤。其次，公募债基的交易买债等行为存在较强的季节性特征，具体来看：其一，二季度是公募配债的年度高峰，且规律性较强；其二，从近三年公募债基季度申赎净额来看，债基三季度普遍转为净赎回；其三，年末可能存在抢跑与赎回并存的博弈特征。此外，久期上往年存在二季度拉久期、下半年缩久期，但2026年出现边际变化，超长端参与度趋势性抬升。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