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加杠杆背景下地方“造城运动”活跃，在实现方式上则体现为各类园区。200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一轮地方政府加杠杆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在中西部省份和中小城市建设园区、成立大量园区城投平台，出现了所谓的“造城运动”。园区是承担特定职能的新城，包含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按行政层级则划分为国家级园区、省级园区以及园区。造城运动曾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自造城运动兴起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与基建投资得以迅速提高，2008年至2011年是造城运动初期，园区城投累计成立近200家，基建投资增速在2009年创新高，达到50.77%；2012年至2017年是造城运动延续期，平均基建投资增速在20%左右，成为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2018年后造城运动基本结束，至此我国城镇化率从2008年的45.89%提高到了2018年的58.52%。
　　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下滑，园区债务压力凸显、平台负面舆情不断。2021年广义债务率高于400%的园区共有86个，其中江苏省分布最多，有16个；湖南省排名第二，有9个；而市场尤为关注的贵州省、山东省和重庆也各有3-4个园区广义债务率超过400%。在行政层级分布上，广义债务率超过400%的主要为国家级园区，有63个；其次为普通园区，有18个；省级园区最少仅有5个。另外，我们整理了2018年以来园区城投平台出现的负面舆情，其中包括非标违约、商票逾期等负面事件。贵州省园区平台负面事件数最多，高达13次，涉及园区平台7家；其次是云南省，有11次负面事件，涉及园区平台2家；山东省和湖南省并列第三，均有10次负面事件。从行政层级上看，普通园区负面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2018年以来，平均每个国家级园区负面事件0.12次；而省级园区以及普通园区分别为0.04次和0.18次。
　　影响园区资质的根本因素是空间地理经济学，这其中涵盖了园区与主城区距离、人口密度与主城区能级。对园区而言，离主城区距离越近，其产业阻力与人口迁移成本越小，越有利于提高园区财税收入；人口密度越大，当地的房价与地价也会越高，园区土地出让收入也随之提高；而主城区能级越大，表示主城区辐射能力越强，对距离较远、密度较小的园区也能提供更大支持。因而从根本上看，园区的空间地理经济学优势越大，其财政实力也越强。整体来看，全国近90%的园区与主城区距离小于65公里，我国园区离主城区平均距离为26.72公里，中位值为16.9公里。全国近90%园区人口密度不大于5500人/平方公里。在空间距离、人口密度和主城区能级均优于全国园区平均水平的只有福建省，而辽宁省、河北省和甘肃省的园区平均距离、人口密度和主城区能级均在全国园区平均水平以下。从行政层级来看，国家级园区表现最优，平均距离最近，平均主城区能级最高，在人口密度上也大于普通园区而小于省级园区。
　　空间地理经济学有优势而估值高的园区具有高投资性价比，空间地理经济学较劣势而估值低的园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我们选取有息债务规模超过500亿的园区40个，以园区与主城区距离和人口密度综合得到园区的空间地理经济学优势得分，具体是用人口密度/密度中位数、空间距离/距离中位数和主城区能级/能级中位数综合计算，调节权重为1：4.5：1令原点落于园区数量分布中心，该值越大表示园区拥有越大的空间地理经济学优势，即人口密度越大、与主城区距离越近、主城区经济辐射能力越强。全国园区平均估值的中位值为5.4%，我们以估值中位值与空间地理经济学优势得分为0处划分象限，得到气泡图，其中气泡大小反映园区有息债务规模。处于回归线以上的园区可以适当挖掘，如成都经开、金华经开等（详见正文）。
　　风险提示：模型设计不合理；地方财力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