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
　　近来欧美发达国家在贸易方面对华的态度逐渐从“脱钩（decoupling）”等程度更强烈的用词过渡到了“去风险（derisking）”等，相对之前稍有克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供应链方面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仍在增加，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也在延续，其影响值得高度重视。我们在《美国再工业化：在岸、近岸投资贸易的新趋势和影响》中梳理了近些年观察发现的美国再工业化和近岸贸易的趋势、线索，而本文把重点放在这些现象未来数年内对中国外贸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一直都是出口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出口份额增长的基础，相较之下，贸易壁垒不一定具备逆转出口形势的功能，更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由于美国经济体量较为庞大，多数时候其自身的投资周期足以作为出口份额的前瞻指标，名义设备投资同比领先出口份额增速18-30个月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通过政策推动的“人造”投资周期，这一规律也基本适用，但进程高度依赖政策的持续性，可能无法逆转出口份额的长期走势。上个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制造业开始逐渐触及美国本土的中高端行业，美国开始以国家力量推动本土投资，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出口份额得以稳定。以上个世纪80年代后美日两国贸易摩擦为例，两国的实际设备投资增速之比能够有效预测两国的出口份额之比，前者领先2-3年左右。不过长期来看补贴政策未必能有效推动“再工业化”和出口份额，原因在于经济的内在规律——产业政策持续性有限，不一定能在本土全方位重建因比较优势而失去的业务（在当时的背景下联韩抗日更具有性价比）。
　　有利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可持续性的是非经济因素，因此政策效果可能集中在美国两党能够形成共识的时期和部分行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政策仍可能形成较长的尾部效应，以ATP计划为例，1990年初次亮相，虽然1994年美国两党争端开始制约该计划的作用，但直至2007年才真正终止了该计划。相较之下，由于计划初期没有美国两党共识作为发展的土壤，后续接替的TIP计划财政拨款规模首年即巅峰，最后也仅仅持续了5年。
　　我们认为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或最快在明年下半年才会有所体现。当下美国“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等特定领域，且处在建筑投资刚刚有拉动设备投资迹象的早期阶段，因此投资端传导到出口端仍需要时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部分投资可能源于欧洲的直接投资设厂（或取代了跨境并购），所以背后存在发达国家之间转移产能的因素，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化工、交运设备等（欧洲优势行业）建筑业投资也在逐渐上升。
　　这也意味着，近期美国消费、进口和库存走势持续分化并非源于美国“再工业化”。一方面，即便按照《芯片法案》落地推动建筑投资的2年推算（实际上用设备投资而非建筑投资来推导或更准确），最早在明年下半年开始才会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其出口份额走势上，另一方面，美国当下消费、进口和库存走势分化，或许和全球供应链恢复有关，企业无需再维持较高的库存中枢，而美国库存中枢下降势必会导致进口承压，这点在中越等国家都能找到类似的现象。相应地，用以往的周期变化经验来判断当下各国的库存水平绝对值高低，并研判特定国家的出口走势会有一定难度，更有效的指标可能是库销比。
　　风险提示
　　美国产业政策力度超预期；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环境差异使得历史经验或和当下情况或无法完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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