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
　　围绕中东的地缘风险居高不下，油价是战局影响全球宏观最关键的传导变量，有些观点认为战争长期化就意味着资本市场的钝化，但我们认为，风险偏好的起伏可能会收窄，油价对实体经济增长、能源转型、产业在国家间迁移的影响可能还刚刚开始。更关键的是，相比上世纪石油危机，今天的中国制造更有能力承接全球势必到来的、更进一步的能源转型。
　　上世纪的欧洲，是高油价催化能源转型最好的诠释。目前市场对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解读，主要聚焦资本市场对滞涨的反应，忽视了产业政策的变化，但实际上，今天欧洲对低碳、绿色的关注恰恰是从当时开始强化的。站在当下，与当时相似的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决心正在加强，不同的是西方国家普遍存在财政约束更强、制造业实力更加不足的困境，由此我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后俄乌、后美伊时代，最具确定性的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本身的扩大，及其对中国依赖程度的提高。
　　和美国一样，欧洲资本市场在70年代石油危机后受到重创。我们发现，一国经济体面对外部冲击的波动幅度，更多取决于是否诱发了本国基本面本身存在的问题。股市数据显示，当时波动最剧烈的是英国——房地产泡沫、次级银行危机、巨大的石油冲击、英镑贬值、工业动荡以及全球经济衰退共同推动下，英国市场的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世界大战或大萧条时期，其他国家相对英国来说更为平稳。从这个角度来看，内部“防风险”是经济体应对外部冲击的前提。
　　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降低是所有欧洲国家共同的选择，这一点对今天具有借鉴意义：（1）从石油危机开始，法国开始将核电视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规模建设核电站，且发挥了能源公有制优势，依赖行政力量快速推动（没有议会辩论，没有给公众提供讨论的窗口期，也不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最终实现了一定的转型，电力成本至今保持国际竞争力；（2）西德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追求能源节约和需求管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内政治角力的结果。根据资料，德国最初的应对同样是发展核能，但由于党内不同意见，以及地方层面的反核抗议，政策开始走向更高效地利用现有能源，而非产生更多能源。90年代末德国成为首个引入全面能源税的大型工业经济体，之后能源税成为联邦第三大收入来源，德国也成为全球最高的电价和汽油税国家之一；（3）英国拥有地缘禀赋上的独特优势，通过新发现的北海石油实现石油自给自足，同时兼顾了地缘政治目标（以宽松财税刺激石油供应增长，削弱欧佩克）、国内政治目标（削弱矿工工会势力）和经济目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推进税收减免），但代价是长期的财政损失，以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4）同样获得资源红利的还有挪威，但挪威没有走上私有化道路，而是将收入留存、积累，成为今天的挪威政府养老金全球基金（GPFG）。
　　能源转型的决心往往在危机中被强化，而转型效果如何，取决于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根基，但不论是节能降碳（设备更新）、增加新能源占比（资本开支），还是强化本地能源供应（扩大开采业），都将传导到中国制造，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出海增长空间有望进一步提升，重点指向欧洲、亚洲中化石能源匮乏且工业化程度较高区域，在此过程中，风光全产业链、新能源车、机械、高端装备等板块有望有更好表现。
　　风险提示
　　海外新能源发展被财政约束超过预期的风险；
　　地缘冲突加剧，各国投资意愿被风险偏好制约大于预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