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月31日，特朗普宣布将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25%的高额新关税，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前期的关税预热得到正式落地，经济上预计将对美国与墨加等形成类滞胀效应，节奏上不确定性仍较强。具体来看，我们着重关注关税对各类商品的影响和抗关税能力的变化，逻辑上，美国对我国依赖度较低产品提高关税的阻力可能相对最小，但同时也需要关注本轮美国降低产业链过度依赖等诉求；转口与出海仍旧是主要的规避手段，关税对我国的实际影响相对可控。
　　对华关税落地的总量影响
　　2月1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政策生效。经济影响方面，对于美国以及其双向依赖度更高的墨加而言，关税直接落地具有类滞胀效应；而对于进口依赖度相对较低的中国，经济影响相对较小。节奏方面，关税博弈可能仅仅是拉开序幕，后续中加墨三国的反制、谈判等均会影响关税税率与节奏等；对于墨加而言，关税施压谈判的属性更强；对于中国而言，相关技术贸易限制的影响值得关注。
　　上一轮加征关税的特征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摩擦中，我国69%的对美出口商品被加征关税，仅有31%的商品未被加征关税。具体来看，一是对中国依赖度越低的商品，加税概率和幅度越大；二是相比于资本品与消费品，中间品的关税税率更高；三是部分与美国自身企业利益关联较高的商品未被加税，主要是消费电子产品（如手机、电脑、游戏机等）、家电（如微波炉、风扇等）。加征关税后，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金额和占比有所下降。
　　哪些商品受关税影响更大
　　根据2018年贸易摩擦经验，美国对我国依赖度较低产品提高关税幅度较高，低依赖度意味着提高关税对美国自身产业链和通胀的影响相对可控，且多数低依赖度商品已纳入前期的301清单，流程更为便捷。此外美国关税加征还有降低产业链过度依赖等目标，高依赖度、低份额消费品关税负担较高，高依赖度、高份额的消费品对通胀影响明显，关税负担可控；战略性和高科技行业等最具博弈特征。此外，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强化对进口产品的原产地识别，这让过往对抗关税的转口贸易方式受到制约，部分电子产业链零部件、金属制品、服饰箱包等或受影响较大。
　　贸易摩擦中的抗关税能力
　　上一轮关税后，我国出口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并未降低，贸易顺差则持续走扩。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显著增加了对非美国家的出口份额，对非美出口的增长主要反映两层逻辑：一是依靠产品优势，开拓非欧美海外市场，集中在汽车、新能源产业链、挖掘机、机械器具、智能手机等优势产品上；二是出海，将部分产能转移至海外以规避关税，实现工厂、员工、市场的本土化。目前，我国向东盟国家的出海以电子、机械、家电、家具等产业链为主，向墨西哥的出海则以汽车产业链为主。
　　风险提示：关税加征幅度超预期，出海渠道受阻，历史经验总结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