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将货币“量”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挂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重置为“通胀目标制”，盯住“价格水平预期目标”在实践中即是盯住“通胀预期目标”。
　　政策目标：由于中国更加重视CPI调控，并且将3.0%视为年度调控目标，在货币政策采用“通胀预期目标制”之后，3.0%的CPI水平或依旧是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
　　中介目标：重置货币政策规则，表明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忧“通缩”风险，赋予社会融资规模更高的重要性，其优势是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变化能研判当前融资问题是供给不足还是需求不足。从趋势上看，融资需求不足是近3年来的主要问题。
　　操作变量：引入“麦卡勒姆规则”模型，为实现3.0%的CPI同比增长，且假设GDP实现5.0%的预期目标，2023年Q4开始M2同比增速应至少保持在年化10.30%以上的增速。
　　总量货币政策：假设2023年全年实现5.20%的GDP增长、2024年要实现5.0%的GDP增长，那么2024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2.70万亿至24.20万亿，基于对2024年贷款增量和基础货币缺口的估计，预计2024年货币政策或依旧有2次“降准”，每次步长0.25个百分点，合计释放基础货币1万亿左右，时点或选择在2024年一季度和三季度。预期2024年央行保留相机抉择“降息”的空间，当条件足够充分时或继续选择调降政策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预计2024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5-36万亿，对应社融存量增速或在9.70%左右。
　　结构货币政策：（1）为配合“三大工程”融资，货币政策或继续恢复投放抵押补充贷款（PSL），为其提供资本金支持，从基础货币投放来看，比MLF成本更低的PSL对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效果或更佳；（2）当“降准”空间日渐逼仄时，MLF投放或继续增量，MLF+PSL等工具占基础货币的比例有望在2024年保持在24%-25%的相对高位。
　　M1增速见底的信号：一般出现于：（1）住户部门定期存款活期化，储蓄存款流向房地产企业及相关产业，即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活化”，一般对应房地产销售回暖；（2）财政和准财政支出增加，已拨付但未实际支出的财政资金以活期存款的形式留存于企业和机关团体的银行账户上；（3）利率曲线扁平化，“降息”导致中长期利率比短端利率更快降低，企业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下降。
　　风险提示：（1）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规则缺陷在于忽视汇率波动引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以及供给冲击，202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尚存，汇率贬值对上游资源品的通胀压力大于中下游，或出现非需求复苏驱动的通胀压力；（2）海外主要央行经济体临近加息末端，然而从加息到“降息”的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外部约束风险依旧存在；（3）国内经济复苏继续不及预期、或稳增长政策效应迟缓显现，经济融资需求继续超预期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