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调整，使得市场对于经济的预期趋于乐观，债券市场仍在剧烈的调整过程中，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达到了2.9%附近，受赎回冲击等因素影响信用债调整的幅度更大。
　　但如果回顾2022年，尽管疫情造成了GDP增速大幅不及预期，资金面也远比市场预期的更加宽松，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维持震荡态势，全年均值仅2.76%左右，似乎并未对经济的下行定价。
　　造成这种现象的，首先是收益率的绝对位置不高，其次是在学习效应之下，市场认为资金利率偏低的持续性不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一直对于经济回升的信号较为敏感，尽管疫情对经济活动带来了较大的抑制，但市场始终认为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现象，因此一旦疫情形势有所缓解，或是国内政策进一步发力，市场都会给予反馈，3月、6月的情况均是如此。但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疫情似乎并非影响周期最重要的变量。
　　从结构上看，疫情带来的封控措施，对于经济冲击最大的部分无疑还是服务业。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解封确实对服务业带来明显的提振，但时至今日，其服务业也并未回到疫情前的基线增速。在部分居民收入受到永久性冲击，以及消费意愿和态度发生了变化的背景下，即便防控措施调整后，服务消费的恢复也需要时间，对于缺少直接补贴措施的中国，恢复的时间可能更长。
　　其次，在货币政策持续紧缩的环境下，防疫政策调整带来的服务业恢复并未使发达经济体的周期出现逆转，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服务业的性质决定的。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最大的特征就是少受库存周期的影响，尽管其占GDP的比重较大，但其波动往往相对较小，即便在疫情的重大冲击之下，其后续恢复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相对而言，耐用消费品、房地产这类需求的变化，可能触发长鞭效应，引致一系列上下游供应包括设备投资需求的变化，这对于经济整体周期的变化可能更加重要。对于中国而言，2022年除了受到疫情的冲击之外，地产需求的低迷对于经济周期的回落似乎造成了更大的冲击，而后者与疫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因此，即便后续服务消费回暖，其能否改变经济的周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的情况相比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还存在一定的特殊之处。其他经济体在走向与病毒共存之前，都经历了多轮疫情扩张的过程，居民对于病毒的整体免疫力以及心理上的接受度都经历了渐进提高的过程。尽管奥密克戎病毒的致病性正在减弱，但是其他海外经济体在多轮疫情扩散过程中累进的变化在中国可能面临一次性的冲击。在确诊人数升高的过程中，医疗体系的问题值得关注，居民的消费与出行意愿是否会受到冲击，这些疑问都只有在实践中形成答案。
　　因此，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可能使GDP等经济指标的读数回升，但在程度上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未必能带来周期的变化。而如果疫情的扰动减弱，市场可能反而会对地产、城投这些对经济底层运行逻辑有更深层影响的变量赋予更高的权重定价。尽管投资者基于对2023年债市整体的悲观情绪缺乏做多的意愿，但2023年宏观环境将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是较大的。在当前1%左右的隔夜利率之下，货币政策的态度已经基本明确，2.9%附近的10年期国债已经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我们整体对利率仍然相对乐观。
　　在政策预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市场整体对于债券市场的信心减弱，这也使理财赎回的反馈仍在演绎，信用债收益率出现更大的调整。事实上，在今年市场低波动的状态下，传统上以利率债波段为主的交易策略逐步失去了发挥的空间，而大量投资者通过牺牲投资组合流动性来获取更高回报，而极低的资金利率又放大了投资者加杠杆套息的获利，这就使得信用债、3-5年的利率债存在较高的超额收益。但一旦流动性环境发生了变化，套息交易集中逆转带来的踩踏可能对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尤其是在理财净值化的时代，市场交易结构正在重塑。
　　在当前利差水平上，信用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超调迹象。但遗憾的是，并没有领先指标可对理财赎回现象结束的时点进行准确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看，无风险利率本身可能就是重要的观测指标，如果后续10年期国债利率企稳，引致投资者对债券市场的信心回升，可能就会使更多资金愿意承接理财抛售的各类债券，赎回现象可能就会逐步降温。
　　根据上文的分析，如果防疫政策调整对于经济周期的走向仍有不确定性，那么经历了前期的调整，市场对于这一因素已经有了相对充分的定价。从近几年的情况上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直没有改变市场的整体走向。在基本面的现状仍然相对有利的环境下，如果后续情绪层面的冲击出现更多的钝化迹象，那么债券入场的合适时间点也将逐步到来。
　　风险因素：政策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