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
　　随着美伊冲突局势的演变，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遭广泛袭击，已初步呈现出转变为“战略负债”的态势，不仅未能如预期般为中东盟友提供有效保护，反而使得海湾各国沦为确定性的打击对象。我们认为，当前美国的军事信用下降，或传导至金融信用的折价，从而造成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深远影响。
　　军事信用挫折并非偶然，常源于大国内部以扩张谋安全的冲动，并在大国衰落的过程中扮演着加速器的角色。大国常以扩张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斯奈德曾在《帝国的迷思》中提出，国内利益集团常会通过结盟与利益合谋（logrolling）将自身对权力和资源的需求包装成影响国家生死存亡的议题，从而在政治上绑架国家战略，造成不必要扩张的冲动。美伊冲突爆发至今已明显挫伤美国以往的军事信用，源自于不恰当插手中东事务的错误战略。该战略的设定明显受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利益集团的影响，干涉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献金、舆论塑造等，将以色列安全需求上升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使美国长期亲以且对伊敌视。
　　货币的主导地位从来不是由单一经济维度塑造的产物，其背后离不开强有力军事力量的支撑。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5年5月在柏林的演讲中指出，美元的主导地位不仅是经济基本面作用下的产物，更是依托于美国过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巴里·艾肯格林等人（2017）通过研究1890—1913年19国外汇储备币种构成，发现通过建立军事同盟的方式，一国货币可在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提高近30个百分点。若美国战略收缩，那么盟友持有美元的战略动机将明显减弱。
　　过度扩张所需的大量开支则会造成无节制的债务扩张和财政赤字，最终传导到对货币主导地位和金融信用的侵蚀。明智且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必须确保国家的海外承诺与国家实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而过度扩张显然会破坏既有的平衡状态。保罗·肯尼迪早在其著名作品《大国的兴衰》中深刻指出，大国的相对衰落一般就始于其军事承诺带来的支出超出财政所能承受的限度。维持全球军事霸权必须有庞大的财政支撑，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维持军事承诺的经济成本会不断上升，最终压垮国家的货币和经济基础。
　　放眼当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的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以及频发的边缘地带干预，仍在不断抬高其国防预算。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7财年国防预算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42%，尽管目前仍未获批，但也反映了美国国防预算需求的大幅抬升，财政恶化将推高美债期限溢价，并削弱其无风险避险资产地位。
　　如今美国正试图通过将主导手段从军事打击切换至经济制裁以求突破僵局，美国财政部于今年8月宣布启动综合制裁计划，旨在彻底切断伊朗与全球经济仅存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在短期内，或许通过经济制裁这样一种成本较低、见效较快的方式实行极限施压，但金融制裁实际上违背美元结算机制等金融制度作为中立全球公共品的核心契约，使得原被视为避险资产的美元，附带了随时可能被冻结的政治风险。
　　美国军事信用折价向金融信用折价的传导，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在美元资产定价中。本轮伊朗冲突初期，美元仍一度受益于传统避险需求而走强，但随着冲突持续化，长端利率上升对美元的支撑明显减弱。这意味着市场或在降低对美元和美债作为长期“安全资产”的溢价定价，转而进行“美债承压、美元走弱、黄金走强”的去美元化交易。若美国军事信用继续趋势性弱化，美债长端所要求的风险补偿可能长期维持高位，期限溢价难以明显回落，而美元自身的安全溢价则面临持续压缩，推动美元资产定价中枢下移。
　　风险提示
　　美伊冲突导致美国军事信用超预期的风险。全球去美元化进程超预期的风险。军事信用与货币信用受其他条件变化而非线性传导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