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结论
　　中欧贸易不平衡加剧的根源，是从"互补"走向"互补+竞争"，中国内需是次因而非主因。如今中欧贸易逆差已重回2022年的水平，达4000亿欧元左右。拆解逆差来源可以发现三点：（1）中欧供应链的互补底色并未改变，2022年以来中国出口中的"欧盟含量"不降反升；（2）AI硬件虽非欧盟优势产业，但欧盟产业并没有完全缺席（如通信产业），AI相关产品甚至改善了中欧双边贸易不平衡；（3）真正的变化在于制造业竞争力的消长，欧盟中游装备制造业（含汽车）相对竞争力加速下滑，其中民用机动车辆（汽车、摩托等）一项几乎贡献了全部顺差增量——无论总体还是消费品分项。相较之下，内需不足更多是中欧贸易不平衡加剧的次因，例如中国对欧盟奢侈品等传统出口优势项目进口需求下滑，但因过去几年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产能转移，消费品（不含汽车）反而是中欧贸易不平衡的改善项。
　　10月谈判在即，欧盟短期政治压力导致双方诉求在时间轴与目标层面存在错位。在贸易不平衡问题开始显著影响当地政治稳定性的背景下，欧方期望中方在10月中旬峰会前拿出化解逆差的初步行动方案。尽管中方并未认可这一时限，时间约束客观上依然存在。当下中方诉求集中于制度与原则层面，要求欧盟收敛单边经贸工具，停止以关闭市场相要挟；欧方诉求更为具体，如要求就逆差收敛作出"明确承诺"、市场准入与政府采购对等开放、简化稀土等关键矿产审批程序。
　　本次谈判有望缓和贸易摩擦升级态势，但重在先控局、再解题，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对长期机制的探讨。2025年三季度以来欧盟外贸环境急剧恶化，主因是美国关税与美伊冲突推升的能源价格，对华逆差恶化则是长期慢变量，欧方无法从中方获得缓解内部政治压力的"速效药"，但受军事与能源安全诉求约束，欧盟无法向美国释放压力，只能将其内部压力转嫁中国。同时，平衡中欧贸易差额的短期措施空间存在明确上限，欧盟不可能满足于此，也不太可能完全采取利润保留在中国的方案（如价格承诺等）。因此，10月谈判的价值不在"解题"而在"开局"，为长期机制争取时间窗口，其意义远比短期让步本身重要。
　　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管理贸易平衡的基本盘。落实到中欧博弈中，短期内就是在协商贸易平衡的过程中，尽力通过各项措施让利益留在国内，并转化为内需增量。
　　但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体量已十分庞大，仅靠内需和分子端让利（短期措施），无法充分保障中国企业的价值，分母端的制度建设才是未来关键。中国产业竞争力持续上升的趋势不可逆，中欧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只能从中长期机制求解，求解方向有三：（1）跨境直接投资制度与保护机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一旦可以被随意征用，任何中长期方案都无从谈起。10月谈判与对外投资新规（国令第837号）的落地衔接，是将国内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应用于中长期机制的重要探索案例。（2）AI等前沿科技的合作方案——AI正在动摇"以转移换平衡"的旧路径，中方现有合作倡议尚未覆盖欧盟，谈判若能将其纳入AI基础设施、标准互认等新接口，将为中欧平衡和投资打开新载体。（3）衡量"失衡"与方案效果的共同标尺——"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双方针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协作进展也应统筹纳入考量。
　　对出海链板块而言，当下压制主要来自的两座大山——美伊冲突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详见报告《乌云的金边：地缘风险释放后再看中国制造出海》）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10月谈判恰恰是分母端政策不确定性重定价的起点。从行业结构看，重点关注汽车（价格承诺路径）、绿色经济、AI与电子等方向出海分母端压制边际缓解的机会。
　　风险提示
　　中欧谈判进展不及预期，欧盟贸易保护措施超预期升级；美伊、俄乌局势进一步恶化；数据统计口径与指标存在偏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