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分化在当下确实存在，但是K型分化是“常量”而不是“变量”
　　2025年以来，AI、出口，趋势向上，是“常量”；私人部门、地产，趋势向下，也是“常量”。既然K型分化是“常量”，那么就不能解释“2026年二季度的经济下行”（这是“变量”）。
　　换一种表述：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一季度也K型分化，但是当时股市整体趋势上涨（包括多数蓝筹资产），同时当时整体债券收益率趋势上行。因此，用K型分化解释2026年二季度的经济回落、蓝筹下跌、债券收益率下行是有问题的。
　　K型分化是“常量”，政府部门的财政节奏是“变量”。
　　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上行，则经济上行；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下行，则经济下行。内在逻辑是：当前经济的K型分化是“常量”，即AI、出口向上拉动，同时私人部门、地产向下拖累，K型两端达成一定的平衡，均不能决定经济的方向。
　　能够决定经济方向的，是“变量”：政府部门的财政节奏。如果政府部门发力，则经济上行；如果政府部门收缩，则经济下行。
　　2026年二季度，政府部门的拖累甚至超过GDP下行幅度。
　　2026年二季度GDP当季不变价约为35.1万亿，二季度增速4.3%，与一季度增速5.0%相比，相差0.7%，缺口约为：35.1万亿0.7%=2500亿，也就是说，二季度GDP增速回落幅度，约为2500亿左右；再看政府部门：一般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2025年二季度少支出8000亿。
　　2026年二季度财政支出同比少支8000亿，远远超过GDP增速回落幅度对应的2500亿。其他类似财政指标，均可以验证财政的收缩：（1）二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增加近4000亿，广义财政收入（含卖地收入）同比增加约1000亿（2）国债+地方债1-8月净融资，同比少增约1.5万亿因此，2026年二季度经济回落的原因，并不是“K型分化”（“常量”），而是财政支出的大幅下降（“变量”），且财政支出下降的幅度，甚至超过GDP增速回落对应的幅度。
　　二季度财政收缩可能的主要原因：（1）一季度GDP同比5.0%为全年目标区间4.5-5.0%的上边界；（2）2-7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财政资金提出更高的要求。
　　7月政治局会议以及钟才文署名文章均表明财政的拐点已至
　　7月政治局会议对经济问题罕见重提“高度重视”，之前出现类似提法是2015-2016年、2018年。钟才文明确提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国库日均库款规模相对较大，反映出财政可用资金较多”；“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强化财政运行监测和库款调度，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因此，8月以来，各部委部级领导频繁开会，重点就是抓投资，例如8月28日的“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六位部级领导出席，规格罕见。从落地层面看，政策性金融工具开始投放，早于2025年且规模更大。后续关注地方债、国债、证金债等发行进度，以及贷款、基建等数据的滞后验证。
　　二季度中国经济下行，A股与美股、中债与美债均分化
　　2025年以来，A股与美股走势高度趋同，但是2026年二季度，两者出现明显分化，我们认为，A股与美股二季度开始分化，与二季度财政紧缩、经济下行，导致A股的信心走弱有关。
　　此外，在美债等全球债券收益率上行的同时，二季度以来中债收益率下行、逼近2025年低点，也与4月中国央行宽松、二季度财政紧缩、经济下行有直接关系。
　　向后看经济再次上行是大概率事件
　　向后看，K型分化“常量”维持（后续可能积极变化，但不作为基准假设），如果财政“变量”重新发力，那么经济再次上行是大概率事件。
　　因此可以预期：1、A股或将滞后性补涨；2、中债收益率或将滞后性上行。
　　风险提示：政策变化超预期；经济变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