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般财政以税收为主体、支出占比接近80%，是预算内主要调控工具；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超6  万亿元，是预算内重要资金补充。
        伴随预算外财政日益扩张，构建“广义财政”指标，有助于衡量财政积极程度。伴随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需求持续增长，预算外财政日益扩张；综合预算内财政（一般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预算外财政（城投债+政策性金融债+铁道债+PSL），可以构建“广义财政”指标，衡量财政实际积极程度。例如，2017  年防风险背景下、预算外明显收缩，广义财政同比回落，财政发力趋弱。
        从支持基建到保障民生，财政发力结构持续变化，民生类成为财政投放重点
        总量规模扩张同时，财政资金运用持续优化，“年末冲高”、“资金淤积”等问题得到缓解。近年来，财政收支节奏明显改善，财政支出季末、年末“冲高”现象得到一定缓解。此外，通过大规模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蓄水池”，积极财政的发力空间也得以扩张；截至2017  年底，预算内结余资金规模在6800  亿元左右。
        财政发力结构也在持续变化，民生类成为财政投放重点。2017  年社保民生类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已提升至42.6%，明显高于基建类（24.8%）和公共服务类（19.7%），财政发力点与以往明显不同。伴随信贷投放趋弱，预算外财政对基建融资的重要性持续抬升，当前自筹资金占基建投资资金来源比重已高达60%。
        从稳增长到促转型，“积极财政”结构性发力、助力转型，是经济突围必由之路
        从稳增长到促转型，积极财政结构性发力、加速经济转型。传统周期下，财政多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平抑经济波动，主要对冲出口需求或制造业投资下滑，铁路、农村等传统基建是主要发力点。转型背景下，积极财政更多发挥结构优化功能；其中，减税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已成为积极财政的发力重心。
        加强财政结构性倾斜、引领创新驱动，是转型突围必由之路。我国宏观税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企业部门税负偏高，结构性减税正当其时。结合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当前我国公共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15%、研发支出占GDP  比重超过2%，积极财政支持创新驱动逻辑已有初步体现。下一阶段，通过结构性减税加强财政支持、引领创新驱动，将是我国实现转型突围必由之路。
        风险提示：  1.  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
        2.  海外经济政策层面出现黑天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