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16年底以来的去杠杆政策效果显著，全社会债务规模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但信用违约频繁爆发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带来的风险增大成为政策进一步施行的掣肘；后续广义债务和隐性债务处置与补短板所要求的新增债务之间的矛盾凸显。（3）海外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陆续进入紧缩周期，国内货币政策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需要兼顾内外部均衡。  
        货币政策创新，通胀目标有所弱化。2012年起CPI与PPI产生了分化，2016年PPI快速上行而CPI保持平稳运行更为显著。工业品和居民消费品价格分化显著，通胀指标的信号作用变得模糊、混乱和复杂。通胀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目标，但在经济结构性矛盾激化和通胀指标分化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通胀目标有所弱化。与此同时2017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更加关注去杠杆和金融风险防范，而非通胀。  
        货币政策核心逻辑：量价转型。今年以来数量工具的使用经历了"OMO→MLF→降准"、期限由短向长的推动路径，应对存款准备金率高位形成的流动性缺口扩大问题。流动性宽松并未带来社会融资数据好转，货币市场利率下行未引导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利率传导不畅、信用扩张受阻。当前由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过程中的矛盾并非数量干涸，而是货币政策和利率传导不畅。下一阶段需要价格型工具发挥更大作用，预计价格工具的使用也会越来越多。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2018年货币政策财政化特征显著：MLF抵押品扩容、民营企业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和股权融资工具都带有QE色彩；将地方政府专项债融资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也符合货币政策财政化趋势。历史上看，2014年货币政策宽松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本轮货币宽松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加速发行等也说明，在宏观杠杆率较高、稳经济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殊途同归。  
        货币政策展望：内外宽松。在以国内经济为主的货币政策中，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在内的政策调整会随机而动，预计未来货币政策将呈现"降准+降息"组合，其中降准仍然是数量投放的主要工具，MLF为辅助、逆回购次之；若银行风险偏好继续下行、信用扩张受阻，流动性供给的效果仍然很弱，则需动用价格工具，预计2019年存在1~2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空间。汇率方面，单纯依靠牺牲资本管制难以达到"不可能三角"的重新平衡，而牺牲汇率稳定、让汇率更加市场化则有助解决"不可能三角"的问题，也有助于对冲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