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摘要：
　　韩国在经历了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住房成本不断攀升、教育和就业竞争压力持续累积，最终显著抑制了年轻一代的婚育意愿。整个过程通常持续几十年。
　　从韩国的轨迹来看，汉江经济奇迹始于1960年，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推进，首尔房价快速上涨；1980年代，韩国教育内卷加剧，补习班数量激增；同期生育率持续走低，2005年前后，总和生育率正式跌至1附近，标志着人口进入长期下行拐点。此后，“抛弃世代”在年轻群体中快速渗透，加剧了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等问题。总体上看，韩国从经济腾飞、到内卷加剧、再到生育行为转变，大致经历了40年的时间。
　　与西方世界相比，韩国的生育率下降，更多是在社会竞争极度激烈、抚养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个体出现的极端自我保护现象。为应对这种社会变化，韩国在教育和生育政策上进行了不断的尝试。
　　在教育政策上，韩国政府推行简化考试、弱化分数评价、严控课外补习等减负政策。然而，由于就业和社会竞争压力并未缓解，减负政策仅仅在公立教育体系内进行形式化减法，而在私立教育领域，反而催生更隐蔽的教育分层。然而，在社会上升通道趋于狭窄、并且成功标准极度单一的社会环境下，若教育改革仅仅停留于表面上的“减负”，而未能同步推进就业市场公平性的改进、以及财富分配格局的优化，则非但难以疏解教育焦虑，反而可能因资源获取渠道的隐性分化，进一步加剧普通家庭的无力感与阶层固化问题，这是我们需要从韩国经验中警惕的。
　　在生育政策上，韩国经历了从“严格限制—渐进松绑——鼓励和刺激生育”的转变过程。近些年，韩国鼓励生育的手段几乎覆盖了各个维度，包括：发放生育补贴、延长产假、税费减免、住房保障、以及直接发放现金等等，政策工具箱几近饱和。然而，政策效果呈现边际递减态势，2024-2025年总和生育率回升的幅度非常微弱，并且持续性存疑。
　　本质上看，韩国的问题在于，其未能解决就业机会大幅减少的深层问题：优质岗位供给不足、职业发展通道狭窄、未来预期弱化...若无法通过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分配机制优化来重塑社会预期，那么仅仅依靠教育或生育领域的单项政策调整，也是治标不治本的，甚至会出现因资源错配而加剧社会压力的情况。
　　风险提示：东亚地缘博弈加剧、韩国经济超预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