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摘要：
　　财阀并非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源于战后的权力与资源分配，属于军政府时期的产物，契合了韩国战后经济发展的需要。
　　（1）1945-1963年是韩国财阀的“雏形期”，此时韩国形成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财阀，而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即企业依靠政治庇护来获取资源和垄断地位。（2）1963-1980年代末，是财阀模式被正式确立并强力推行的阶段。朴正熙政府有意识地挑选并扶持一批大型企业，将其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这让大企业在短时间内集中全国资源，迅速扩大规模，成为世界级的集团，为韩国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3）1990年代之后，随着韩国转向民主化，韩国财阀渐渐拥有国家控制权，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尽管韩国财阀依然是韩国经济的压舱石，但财阀的过度膨胀带来了严重隐患，体现为挤压中小企业、降低市场活力，抑制创新等。
　　经历了民主化转型之后，韩国财阀与民选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财阀集团渐渐拥有对韩国政府反向控制的权力，并成为韩国的“深层政府”。尽管1990年代之后，韩国不乏试图进行财阀改革的总统，但都没有成功。当改革无法生效、当韩国财阀深度控制了国家命脉时，无论是总统是谁，都很难真正托举经济。
　　名义上汉江奇迹贯穿了1960-1997年，但真正的高光期是在1980年之前。1990年代之后，随着财阀势力明显增强且不再受到控制，以逐利为目的的财阀经济向着垄断利润奔去，并对社会发展产生抑制效应。
　　对比日韩的发展模式，韩国财阀、日本财团在某些层面上是非常相似的，都属于“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契合了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突破的需要。然而从日韩经验来看，财阀和财团的模式无法长期对经济起到有效帮助，尤其是当韩国经历了1988年民主化改革、日本在“1940体制”宣告终结之后，日韩的产业发展也进入“半停滞”阶段。韩国财阀与日本财团的投资决策不再单纯服从于国家的长期产业规划，而是更多地受到自身利益和垄断权的驱动。这些巨头利用其市场垄断地位和金融化手段来攫取超额利润，而非投身于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始创新。于是在1990年代之后，日韩的科技发展逐渐放缓，高科技产业很难继续取得突破，这也正是近年来日韩在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及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逐渐丧失先发优势、科技突破陷入瓶颈的深层制度原因。
　　风险提示：东亚地缘博弈加剧、韩国经济超预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