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个短周期（1981年~1989年）：大减税时代，政府杠杆唱主角。杠杆率增量上升期：美国政府加杠杆主导全社会杠杆率增量上升，GDP增速达到周期高点。杠杆率增量下降期：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两度收紧叠加“黑色星期一”，杠杆率增量回落。
        ▍  第二个短周期（1989年~1992年）：战争、通胀与国防。杠杆增量上升期：海湾战争驱动政府杠杆率走高带动全社会杠杆率增量上升。杠杆增量下降期：居民杠杆回升，但企业杠杆惯性下滑，海湾战争、冷战结束也降低了政府杠杆率增速。
        ▍  第三个短周期（1992年~1994年）：新经济时代与克林顿的财政平衡。杠杆率增量上升期：战后经济环境友好，居民与企业部门带动全社会杠杆率增量上升。杠杆率增量下降期：财政赤字缩紧政策导致政府杠杆率增量转负，冲抵非政府部门杠杆率增幅。
        ▍  第四个短周期（1994年~1997年）：全球化、新经济与财政平衡的再角力。杠杆率增量上升期：全球化新起点和新经济带动杠杆率上升。杠杆率增量下降期：财政平衡理念下政府杠杆持续负增。在非政府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稳步扩张的同时，政府部门继续保持财政平衡。
        ▍  第五个短周期（1997年~2000年）：黑天鹅与灰犀牛。杠杆率增量上升期：互联网浪潮与宽松货币为企业部门加杠杆提供温床。杠杆率增量下降期：货币政策收紧刺破互联网泡沫，本轮债务周期进入尾声。
        ▍  回顾美国1981年~2000年的债务长周期，我们可以总结以下规律：1、政府杠杆能为经济提供弹性：前期复苏的号角，中后期形成对冲。2、总统执政周期并非对经济、债务周期运行起决定作用，反而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和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