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消费经济的一般演进路径，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重心会逐渐从日常消耗品转向耐用商品，并进一步向服务领域扩展。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跃升至1.3万美元以上，居民消费格局呈现出从商品主导向服务主导转变的趋势。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消费占比明显偏低，“十五五”时期提升居民消费率的战略选择就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
　　消费的宏观特征：消费率低，但消费量并不低；政府消费占比较高，居民消费率偏低；实物消费占比高，而服务型消费占比低。
　　1）中国整体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明显低于一般发达国家，但最终消费量并不低，剔除价格、汇率等因素，按照购买力平价后的绝对消费量接近美国，且大于整个欧盟总和；由于中国属于制造业大国，国内商品、服务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最终消费结构中，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等国；中国政府消费额以及占GDP的比重均高于全球水平，亦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形成了“官方消费比民间旺盛”的独特现象。
　　3）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服务消费占比普遍在60%左右甚至更高），我国实物商品消费长期占比在60%附近，而服务消费占比相对较低（40%左右）。人均水平上看，中国当前人均服务消费额同样明显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2024年中国人均服务消费约为2493美元，只有同期美国（40088美元）的6%左右，日本（9498美元）的26%。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消费能力、消费意愿。
　　1）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国际对比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明显偏低（60%），进一步来看，在初次分配环节中，中国居民部门享有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均偏低；再分配环节中，政府部门发挥的调节作用不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未有明显增加，更多体现为企业部门收入在税收环节向政府部门转移，导致政府部门得到的转移性支付金额明显高于居民部门。
　　2）居民部门的内部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行业与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差距，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抑制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与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构成了制约整体消费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3）债务刚性约束、财富效应消退直接限制居民消费能力、压制消费意愿。居民部门的债务约束刚性（尤其是长期房贷本息偿付）直接消耗了居民月度可支配现金流，进而挤压了可用于日常消费以及升级消费的所需资金。居民在面对债务负担和经济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偏好会明显下降，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潜在冲击，即“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4）其他因素：一是，闲暇时间不足，“时间贫困”对消费的硬约束，闲暇时间是消费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尤其对于服务消费、体验消费，其不足构成了刚性约束；二是，消费场景供给不足，消费场景是连接产品服务与消费者需求的“最后一公里”，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消费场景相对不足，特别是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家庭服务等方面；三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存在“中低端产品过剩”与“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促消费政策还有哪些空间？
　　截至目前，国内促消费政策已形成一套覆盖需求侧（增收减负）、供给侧（以旧换新、品质提升、场景创新）和保障侧（金融支持、环境优化）的“组合拳”。这些政策多措并举，既有短期刺激（如消费券、补贴），也着眼于中长期消费潜力的释放（如供给适配、试点创新），旨在全方位推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服务消费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典型特征，政策应通过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出台针对服务消费的扶持性政策，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我们认为未来促消费政策可在以下领域重点发力：第一，加大服务消费补贴；第二，鼓励释放闲暇时间；第三，拓展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匹配多元需求。
　　风险提示：内需复苏速度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冲突不确定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