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十一五到十四五，20年风雨彩虹路，中国发展定位和相关政策，总体沿着四条基准展开。
　　国际环境大趋势是中美博弈外显，百年未见变局已至。中国从初级发展阶段过渡到增速换挡，适应新常态，再到高质量发展。
　　增长动能上，创新越发重要，当下已成为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出口、消费、投资三者的平衡关系，注重内外双循环。
　　政策导向上，从产业升级到安全自主，强调民生领域减负、国家战略领域投入增扩。财政从关注央地关系到构建财政金融体系，货币从利率汇率市场化到稳定市场和支持产业。
　　改革始终围绕人口、外交、政府边界、收入分配等领域展开。重视老龄化和少子化，外交上越发强调大国自信，关注政府治理能力，从注重分配过程到促进共同富裕。
　　摘要
　　五年规划是中国对未来五年发展愿景、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优先领域所作的顶层设计。五年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将对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的系统性描绘。
　　复盘十一五到十四五规划，结合十一五至十四五期间具体政策演进，我们能够更加清晰获知中国是怎样从过去二十年的机遇和风险中走过来。
　　一、从“十一五”到“十四五”宏观环境变化
　　外部环境判断：中美博弈外显，和平发展环境到百年大变局。
　　“十一五”规划中认为“外部环境总体对我国发展有利”，“十三五”提到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十四五”规划中则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
　　发展阶段界定：从发展初级阶段到增速换挡，再到新常态新阶段。
　　“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表述都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三五”规划中表述修改为“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主线。“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新发展阶段”，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
　　主线和指导思想：从关注经济增速到供给侧改革，再到追求质量。
　　“十一五”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二五”期间的政策导向出现了明显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了整个规划的主线。“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则是供给侧改革，“十四五”规划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主线，但更强调高质量发展。
　　二、从“十一五”到“十四五”，中国发展重点变迁
　　创新地位不断加强，从推动产业升级到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的政策导向中均提到了创新。在“十三五”的规划中，“创新被放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定调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到了“十四五”，定调被进一步修改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消费投资出口导向：从消费到投资，从协调发展到内外双循环。
　　消费地位先上后下，投资先下后上。“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均要求提高消费的占比，增强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协调性。到了“十四五”规划则强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没有强调消费率的提升。
　　政府对出口定位相对没有消费和投资明确，总体取向上仍较为重视。“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明显强调从注重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也就是弱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十四五”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其中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
　　产业政策变化：重视度不断提高，从产业升级到安全自主。
　　和产业相关的篇章位置和篇幅重要性逐渐提高。“十三五”时期政策重心开始转向创新发展，新增的创新发展战略被放到了第二篇，产业体系优化排在了第五篇。“十四五”期间产业体系的发展被进一步提高到了第二篇，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政府对于产业政策的诉求从带动经济转型升级逐渐转向安全自主、突破封锁。“十二五”首次提出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说法，并设置了增加值占比8%的目标。“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设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15%的目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十四五”规划中产业升级的目标也越来越重视安全，重视拥有完善的产业链，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谋划未来产业的说法。
　　基建从稳增长工具到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工具。“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基建更多是用于拉动增长或者说稳增长的工具。“十四五”规划新增了新型基建的概念，新基建主要是包含数字化相关的基础设施。随着增长目标的转换，基建又成为了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工具，更多服务于现代化产业的建设。
　　四、从“十一五”到“十四五”，中国政策取向变化
　　货币政策取向：从金融市场化到稳定市场和支持产业。
　　“十一五”规划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汇率方面提出了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十二五”时期央行更加侧重于宏观审慎监管，在对推进利率市场改革的表述中增加了稳妥二字。“十三五”规划中，关于推进利率、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