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核心观点，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强调创新对旧技术及生产体系的替代作用。
　　人工智能的“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不仅在于经济领域，更在于可能会对以就业为代表的社会稳定、右倾化的政治浪潮等系统性影响。一方面，历史上科技进步带来“创造性破坏”曾出现卢德运动，本次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大于历次的革命；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极右翼兴起适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例如反移民和民族主义兴起，人工智能投资家和商业领袖支持极右翼并向深度政府势力演变等等。
　　因此在人工智能科技革命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尤为关键，我国如何向高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平稳过渡？我们认为可能的路径在于：一是加速培育人工智能为第四产业的可能性；二是发挥国企社会稳定器作用托底人工智能就业不利影响；三是财政体系从税收+地产财政向税收+股权财政过渡；四是人工智能部门物质财富贡献能力极大时，生产关系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
　　风险提示
　　中美科技摩擦超预期；政策落地执行不及预期；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