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反内卷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性价比优势影响有限。我国出口性价比优势来源于两大市场特征，一是人力成本性价比高，二是供应链完善，采购成本低，当前反内卷政策针对的主要问题是恶性竞争、一味追求低价、忽视产品质量的问题，不会从根本上削弱我国出口性价比红利。
　　未来解决贸易摩擦问题，还是要从“合作共赢”出发，一是中企出海采用多和本地企业合资方式，二是鼓励外资投资中国境内企业。
　　中国出口优势源自性价比红利，不能通过反内卷彻底解决
　　中国出口商品性价比优势明显。美联储2024年报告量化中国在美国进口产品中的价格优势程度，发现中国商品在45%的美国进口商品品类中存在价格优势，即价格低于最便宜的非中国产商品。同时中国不仅在鞋类、头饰和金属等初级商品上价格优势明显，在数据处理机械、半导体和电动机等先进技术产业也具备明显价格优势。
　　我国出口优势源自性价比红利。一是发达经济体消费降级和企业降本背景下，我国“性价比红利”受益“平替”逻辑；二是产业梯度推动我国“性价比红利”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长，近年来，国产手机、汽车、机械设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规模显著增多；三是“性价比红利”受益于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的“快车”，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近六成比例，得益于“性价比红利”，我国在部分设备、零部件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
　　反内卷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性价比优势影响有限。中国出口性价比优势来源于两大市场特征，一是人力成本性价比高，价格视角来看，2025年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为26.4、24元/每小时，与之相比美国纽约州/加州最低工资标准均为16.5美元/小时；质量视角来看，世界银行统计标准下，我国2022年科研人员数量达261万人，还高于美国173万人、欧盟241万人的总量水平。二是供应链完善，采购成本低。202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比重35.38%，是全球制造业中心，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在生产、物流、仓储等环节的稳定性有助于降低总体供应链成本。
　　我国反内卷政策一是反恶性竞争，例如企业压降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二是反对一味追求低价、忽视产品质量。反内卷政策实质对我国出口性价比红利的根基影响有限，我国出口的性价比优势还将持续。
　　出海未来将采用多和本地企业合资方式，避免反华倾向
　　2020年以来我国企业加速出海，年均增速7.4%，2024年对外直接投资1922亿美元，然而在逆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右翼回流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出海企业面临的外部反华压力加大，例如欧盟依据2024年《外国补贴条例》对中企发起多轮调查，特朗普美国优先投资政策限制中企投资等（详见前期报告《如何理解美国优先投资？——特朗普新政系列十》）。
　　未来合资出海占比可能提高，核心还是进一步缓和中企出海对当地产业的冲击。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合资模式占比达31.2%，较2019年提升12个百分点，核心原因是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处于从价值链中段向上游转型的过程中，汽车、集成电路、光伏、电池等高价值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和发达国家越来越相似，在此背景下中企出海加剧当地企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对当地就业产生冲击。
　　通过企业合资方式出海，与本地企业“双赢”，能够缓解中企出海压力。真正的“双赢”不是利益的简单分割，而是通过技术赋能、生态共建、风险共担构建价值共生系统。当合作双方的利益诉求从“分蛋糕”转向“做大蛋糕”，从“短期博弈”转向“长期共生”，反华压力自然会被合作红利消解，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新范式。
　　除此之外，合资方式出海还能够提高社会接受度、满足保护性政策要求。
　　一是提高社会接受度。海外反华倾向常表现为舆论污名化，例如“资源掠夺论”、“技术威胁论”等，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可增强中企出海项目的合法性和透明度，减轻舆论压力。
　　二是满足保护性政策要求。合资是部分限制行业的必要市场准入途径，由中方企业提供技术或产品，本土企业提供渠道或政府关系。在当前欧美政治风向右倾、新兴市场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与本地伙伴合作可以显著降低政策反华风险。
　　鼓励外资投资中国境内企业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应开放市场鼓励外资来华投资。外商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还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大引资稳资力度：
　　一是扩大自主开放，核心是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包括电信、教育、医疗等方面。二是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包括便利外资投资并购程序、在金融领域放宽外资贷款限制等，三是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包括建立政府采购的标准体系，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等，2025年以来我国扩大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免签国家范围。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恶化。
　　海外经济超预期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