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上一轮加征关税后，我国制造业份额仍有小幅提升，主要表现在我国制造业占比、出口份额、贸易顺差均有所提升。结构变化来看，车辆、通用机械、电机与电气设备、化学制品、矿物燃等出口份额有所上升。从地域来看，对美欧日韩与香港出口占比下滑、对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出口占比上升。从结构来看，出口层面关注转口、出海与产业链优势；进口层面关注国产替代蓬勃发展。向前看，虽然我国产业链优势整体有所提高，对美国的直接贸易虽有所下滑，但考虑了直接贸易+产业链联系的影响之后，我国对美国需求的依赖下滑并不明显。结构上看，增长与依赖情况不同的商品受影响程度有差异。
　　 1、事实：上一轮加征关税后，我国制造业份额仍有小幅提升，主要表现在我国制造业占比、出口份额、贸易顺差均有所提升。截至2023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达到8221亿美元（2017年为4195亿美元，后同）、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上升至14%（12.7%）、生产占全球比重20.4%（19.7%）。
　　2、结构变化：对比2023年和2017年出口结构。
　　（1）产品结构
　　对出口份额增长有正向拉动效应的主要商品：
　　①车辆、通用机械、电机与电气设备占比上升：属于新崛起的产业链优势出口产品，受集成电路、蓄电池、半导体器件等商品出口规模快速增长拉动；
　　②化学制品、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其他杂项等占比上升：主要受益于东盟、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地区需求的拉动；
　　③矿物燃料、金属制品等占比上升：背后是国际冲突背景下，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对能源、稀土金属等需求；
　　对出口份额增长有负向拉动效应的主要商品：
　　①服装及衣服、纺织制成品、鞋靴等：贸易摩擦大背景下，传统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链迁移
　　②专业、科学仪器、光学设备、自动设备等：受美国技术封锁与出口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高精尖产业的出口份额下滑。
　　（2）地域结构：出口向各国占比呈现如下几方面变化：
　　①对美欧日韩与香港出口占比下滑：2018年后，中美贸易摩擦开启，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中国对美欧日韩等经济体出口份额下滑。2020年，美国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从当年9月25日起所有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中国→香港→美国/日本等贸易链条受到影响。
　　②对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出口占比上升：一方面是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加快、一带一路发展、东盟的经济景气度高于全球平均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部分中国产业外迁以及东盟承担部分转口贸易的影响。
　　③对俄罗斯出口占比上升：国际局势、经济合作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有所上升。
　　④对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国家出口占比上升：全球产业链重构，印度、墨西哥等对我国生产替代冲击较大，和我国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关系；
　　3、从结构变化看我国贸易顺差走扩的原因：
　　（1）出口层面：产业链优势+转口+出海。
　　①关注产业链优势的发展，即通过优势产品抢占了更多的市场份额。我们以中国+G7出口各类产品中我国的份额作为产业链竞争力的代表，若份额有所提升，说明我国产品抢占了发达经济体同类产品的份额，这类产品主要集中在1）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2）货车、叉车和汽车；3）焊接机械、激光加工机床、织布机缝纫机、挖掘机、金属加工机床等多类机械设备；4）机械零件、集成电路等偏高端中间品，印证我国的产业链优势。
　　②关注转口影响。我们选取17-23年美国从我国进口份额降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逾60类商品，多数与东盟国家存在替代关系，且从我国出口东盟的同类商品也同步增长来看，说明可能存在转口贸易。
　　③三是关注出海的进程。出海的过程中，我国从直接出口制成品，转变为更多出口资本品和中间品。出海背后是产业链重构，即我国在贸易环节中增加了第三地，与其余国家形成了上下游关系，伴随着产业链重构，远期来看出海可能存在脱离国内贸易体系的倾向。
　　进一步分析图5、图6，我们以第三地—东盟为例，我国出口东盟和东盟出口美国的金额整体较为匹配，表明或有转口现象。不过在转口之外，产业链重构已经发生。一方面，手机、电脑、半导体、电机和电气零件等产品，东盟对美出口增长更多，说明已存在一部分的产业外迁，东盟产能对我国形成替代；另一方面，各类平板显示模块、电动机、发电机、电阻、制纸机械等资本品和中间品来看，我国出口东盟的变化更多，可能对应出口至东盟进行进一步加工，更贴合出海和产业链重构逻辑。
　　（2）进口层面：国产替代蓬勃发展
　　①总量层面来看，我们通过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与总产出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量指标反映国产替代的发展程度。指标越高表明国内产业链的完整性和自给自足的能力，能够通过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度较低。截至2023年，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为85%，2017年为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