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人口数据，总人口减少208万，连续两年负增长。如何理解人口负增长？我们建议从国内、东亚和全球三重视角来看人口问题。
　　一、国内视角：负增长时代还有哪些结构性亮点？ 
　　2023人口形势：结婚增加、出生人数降幅收窄：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继上年减少85万后，降幅扩大了123万，其中54万是来自于出生人口的减少，69万是来自于死亡人口的增加。尽管总人口减少，但2023年疫情对婚育的影响明显减退，结婚登记数量增加，出生率降幅收窄。2023年前三季度，登记结婚的一共有569万对，较上年同期增加24.5万对；同时2023年出生人口减少54万人，是2017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以来的最低降幅，2020-2022年出生人口年均减少170万人。
　　负增长后，人口城镇化是供给端和需求侧的新亮点
　　在总量见顶、年龄结构恶化之后，未来供给侧的产出提升来自于城镇化率的增长。从人均产出来看，2022年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产业的22%、第三产业的27%。过去几十年来，数亿人口从人均产出较低的初级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出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城镇化带来了人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2022年我国仍有4.9亿人口在农村，从绝对规模来看，农村到城镇的人口转移仍有较大空间，这将持续带动人均产出效率的提升。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较上年增长0.94个点，新增城镇人口从上年的650万增长至1189万，接近翻倍。
　　人口负增长对需求端的影响在实际中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带来总量层面的消费收缩。消费者总量的减少会带来总消费的收缩效应，并且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减少，也会导致消费随之减少。另一方面，负增长时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会带来储蓄的减少，在结构层面提高消费比重、降低投资比重，这一变化在我国得到了验证。
　　但中国和日韩等国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就提早迎来了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总需求未必会随着人口负增长而下降。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但城乡出现分化，城镇人口增加1189万，农村人口减少1397万。城镇人口的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的1.8倍，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总量红利晚期继续释放结构性人口红利。但与供给侧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并不是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之后，其消费支出就会快速增长，这仍取决于收入状况。这一论断背后的政策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消除户籍差异，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得益于城镇化仍在持续，人口负增长目前和未来几年不会带来商品房市场需求的减少。按住房结构来看，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地区46.5%的家庭户居住在商品房中，农村地区只有2.9%。可见，商品房市场不是全国性的城乡市场，而是一个城镇市场，农村住房在集体土地性质方面就与城镇住房天差地别。以城镇人口来看商品房市场的居住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持续增长，商品房销售的下降另有其他原因。
　　二、东亚视角：人口转型与经济转型
　　东亚模式的特点是人口转型快，很快进入人口红利晚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在70、80、90年代降至2以下，在此期间快速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型，2020年以来生育率均已经低于OECD国家水平。
　　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东亚国家利用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现快速腾飞。日本是1963-2002年，韩国是1987-2028年。利用40年人口红利窗口，日本的人均GDP从700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高点的约44000美元，韩国人均GDP从3500美元左右增长到高点时超35000美元。
　　除了总量的人口红利外，东亚经济腾飞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口要素：①较高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②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③居民收入提高。
　　三、全球视角：全球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讨论单个国家的人口问题时，一定离不开全球人口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大背景是全球人口从“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走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跌破4、90年代跌破3之后，2021年仅为2.3。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全球总和生育率将在大约三十年后的2055年降至2.1，并在2069年降至2以下。当前正处于全球人口红利窗口期，全球人口抚养比正在经历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底部，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四、三重视角的人口启示
　　很多人口问题不是某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恐难逆转，未富先老更是后发国家都要直面的挑战。2022年越南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9.1%，人均GDP只有4163美元，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老龄化率只有8.6%，还要低于越南。2022年泰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更是达到15.2%，比我国高1.5个点，人均GDP为6900美元，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
　　从先发的东亚国家来看，在人口红利晚期，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实现人口角色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型，以此实现从外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