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回春渐，新元肇启。2024年将是全球经济承前启后的一年：疫后调整逐步进入尾声，新格局与新常态日益凸显。随着主要经济体物价水平在2023年见顶回落，经济增长持续展现韧性，全球经济的疫后调整即将进入“最后一公里”的收尾阶段。基准情景下，主要国家央行有望在2024年开启降息周期，届时物价水平、薪资增速、经济增长等量价指标将逐渐在新的均衡水平附近趋于稳定。鉴于此，2024年全球经济走向新常态和新格局。
　　伴随着逆全球化，疫后全球经济或将呈现出新格局：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为依托，以全球生产网络区域化、贸易板块化为表象，以全球经济多极化为结果。在这一格局之下，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更高通胀中枢和更低增长中枢的“微滞胀”。
　　2024年也是重要的选举之年，美国、俄罗斯、印度、欧洲议会等一系列选举结果或将重塑国际关系格局及地缘政治。2024年的政经格局如何调整将预示全球经济在中长期会进入何种均衡，而不同的均衡状态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前景。
　　一、全球经济新格局：从全球价值链到区域化本土化
　　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现代社会经历了两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背景是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成为“世界工厂”，通过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发展出全球贸易网络，形成了基于贸易与投资全球化的全球商品链。第二次浪潮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美国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建立，并取代全球商品链成为全球化的核心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全球化的转折点，当前全球价值链转向区域化本土化。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全球价值链围绕中国、美国与德国形成亚太、北美和欧洲三大区域性生产网络。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原有生产网络开始出现结构性调整，中美各自加强区域内部整合，并强化同欧洲的贸易联系。
　　疫情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从自由贸易转向安全模式，推动全球价值链转向区域化本土化。疫情期间，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防控效果较好，在三大生产网络中率先复苏，一方面使得区域价值链的内部联系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也使其他地区对亚太网络出口产品的依赖度加深。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始意识到产业链安全可控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措施加强产业链韧性。其中，美国拜登政府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友岸生产和近岸生产，欧洲也提出“开放性战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以加强关键产品的供应链韧性。但对发达经济体而言，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产业链完全本土化几乎不可行，在岸生产将局限于高端设备制造。而对于传统中低端制造业，部分企业开始寻求“中国+1”战略以分散供应链风险。可见的趋势是，终端需求经济体在本土和周边建立针对战略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同时将其他制造业的供应链多元化，推动全球价值链走向区域化本土化。
　　二、全球经济新常态：通胀中枢上移与增长中枢下移
　　长期看，疫情只是全球经济迈向新常态的催化剂，全球人口抚养比逆转、全球化进程中断、技术进步放缓等结构性因素在疫情前已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压力。疫情之后，三大新增中期因素或进一步导致全球通胀中枢上移、经济增长中枢下移：
　　第一，基于地缘政治和地理区位形成的区域价值链将显著降低效率、抬升成本。区域价值链更加偏向安全与韧性，导致新的国际分工无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也无法帮助技术扩散，生产效率降低。短期看，由于产业链转移无法一蹴而就，区域性生产网络之间的贸易壁垒以及产业链转移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会抬升进口商品价格。中长期看，即使产业链能够顺利实现区域化本土化，安全模式下的价值链一方面有违比较优势原则，另一方面先进技术的扩散会受阻，导致其生产率将低于效率模式下的价值链。这意味着相比疫情前，全球产业链或将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的“微滞胀”状态。
　　第二，全球能源转型面临“安全-清洁-廉价”的“不可能三角”。在能源低碳转型趋势不可逆转、能源安全又受到高度关注的背景之下，能源成本或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能源供给冲击将进一步加剧能源价格高企的状态。以欧洲为例，由于2015年巴黎协定后欧洲能源转型较为激进，欧洲对俄罗斯廉价天然气的依赖加深。但俄乌冲突的爆发迫使欧洲转向液化天然气以摆脱对俄气的依赖。这意味着欧洲制造业大国建立在廉价俄气之上的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欧洲主要国家在2023年普遍经历经济失速。在地缘政治冲突阴影下，欧洲或将持续受到能源“不可能三角”的约束，导致能源成本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
　　从更广泛的全球视角看，全球能源流通体系割裂或将对能源价格造成持续扰动，降低全球产出。与制造业不同，能源生产通常聚集在能源资源丰富的区域，地理集中度高，产业链无法转移。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板块化也将导致全球能源流通的割裂。一方面缺乏能源资源禀赋的板块（例如欧洲）或将持续受到由能源流通割裂带来的供给冲击，另一方面能源生产国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