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作为货币配合财政的主要措施，在美日欧存在较多实践。我国法律并不限制央行在二级市场交易国债；在中央加杠杆的环境下，国债利率抬升、政府融资挤占私人部门融资空间等问题显现，虽然QE有助于改善这些痛点，但在央行不大水漫灌的原则下，直接实施或面临较多掣肘。类似于上缴利润、SPV等“类QE”措施也同样可以起到货币支持财政的作用；货币配合财政的诉求下，不排除央行推出更多定向定量的支持财政资金的创新结构性工具的可能。
　　▍量化宽松（QE）是指央行在基准利率处于或接近零时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美国而言，具体实施方式是在公开市场上从一级交易商处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与政府资助的企业发行的抵押债券（MBS），采用逆向歧视性拍卖的方式购买国债。美联储以此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以及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以刺激信贷增加，从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而日本央行实际上是QE的先行者，最先于2001年采取量化宽松以应对流动性陷阱。对于欧洲而言，欧债危机爆发后，2015年欧央行开启量化宽松以刺激经济、提升通胀恢复至目标水平。
　　▍基于中国人民银行法，我国央行不得于一级市场认购国债，但能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来实施货币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对政府债权”项目很少出现变化，其中比较明显的一次增长出现在2007年，央行购买1.35万亿特别国债以提供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金，属于单次、定向的操作，与QE相关性不高。
　　▍展望2024，QE在中国是否存在实践的可能？
　　▍私人部门需求不足而地方债务压力已高，中央加杠杆势在必行。当下我国经济主要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需求端内生修复动能不足，私人部门主动加杠杆意愿有限，而货币政策类似“推绳子”，成效有限；二是地方债务压力高企，增量杠杆空间不足。参考2023年四季度国债万亿增发落地，支持经济修复诉求下，中央财政延续扩张有必要也有空间。
　　▍中央财政扩张伴随利率抬升，或对经济存在部分负面影响。政府债发行多增，债券供给压力下国债发行利率大概率抬升，加大中央付息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债融资挤压私人部门融资空间，企业债发行空间或受限。从利率角度来看，10Y国债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促使存款向消费转化的效率降低；10Y国债利率高于MLF利率叠加低通胀，实际利率居高不下，实体经济实际融资成本仍然较高。
　　▍QE虽然有助于改善当下经济痛点，但并非必需品。QE操作是央行在零利率环境下大量购买国债的操作，既能缓解国债供给压力，又能改善流动性环境，压降债市利率。尽管法律并未限制央行在二级市场交易国债，但考虑到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则，以及当下政策利率水准，我国采取QE可能还面临较多掣肘。相较于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类似于上缴利润、SPV等“类QE”措施同样可以起到货币支持财政的作用。往后看，随着财政扩张引起的问题深化，不排除央行会推出更多相对定向定量的支持财政资金的创新结构性工具。
　　▍风险因素：货币政策操作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