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观点：
　　美联储抗通胀的“功”与“过”。美联储被认为一度“落后于曲线”，未能及时出手遏制通胀，不得不在通胀过高时采取激进的紧缩政策。美联储是否应该对高通胀负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如果从成因上看，物价同时由需求和供给决定，而本轮美国高通胀的成因中，供给因素的角色可能更重。即便仅考虑需求因素，美国需求增长除了货币政策助力外，更离不开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加持，美联储或也不应该“负全责”。美联储在抗击通胀过程中亦有“功”：首先，美联储的紧缩政策虽然暂时没有“制造衰退”，但是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需求过快升温。其次，美联储创造出偏紧的金融环境，在预期层面影响即期的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降温直接或间接促进通胀降温。最后，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也有利于通胀预期的稳定。
　　美联储将开启降息周期。2023年以来，美联储政策逻辑逐渐变化，关注点从加息的速度逐渐转移至加息的高度、以及维持高利率的时长。展望2024年，美国政策利率将触顶回落，但回落的幅度仍有分歧。回顾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历次降息，可以大致归结为“纾困式降息”（例如2001年互联网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等）与“预防式降息”（例如1989年、1995年和2019年等）。美联储可能在经济走弱信号增多时，选择适当降息以防止经济过快降温，即“预防式降息”。例如1989年，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抗击通胀，但随着经济数据走弱，美联储于1989年6月首次降息。2024年，美联储可能选择“预防式降息”。首先，美联储目前的经济预测可能过于乐观；其次，伴随通胀回落，美联储有空间去调降名义利率，防止实际利率过高；最后，即便降息1个百分点至4%左右，美联储亦可以声称没有放弃“限制性”政策立场。综合考虑，2024年美联储可能会适当调降政策利率0.5至1个百分点。
　　美国中长期利率或上移。美联储中长期政策利率可能由2.5%上修至3.5%左右。先看“自然利率”，美国自然利率或有0.5个百分点的上修空间。新冠疫情以后，纽约联储LM模型估算的自然利率下降，截至2023年二季度仅为1.14%，尚未回归2019年1.5%左右水平。此外，拜登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加上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再工业化”战略推进，为美国潜在增长率回升创造了机遇。再看通胀水平，美国中长期通胀水平可能略高于2%，突破2015-2019年1.5%的波动中枢。需求方面，激进的政策刺激可能打破美国需求长期不足的瓶颈；供给方面，劳动力冲击、能源转型、国际供应链退化等因素，可能减弱供给端的灵活性；通胀预期方面，2021年以来美国通胀持续“超调”，可能具有滞后的“自我实现”效应。
　　风险提示：地缘局势变化超预期，美国经济下行超预期，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超预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