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近期论坛、路演交流的直观感受是，从企业出海寻找新的增量，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共识。与此同时，投资者的共同疑问是：日企出海高增的9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韩国、新加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逐渐起。时过境迁，当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哪些变化？中国又凭借哪些优势去走出去？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时间长、限制多、更复杂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崛起过程中遭遇的贸易摩擦，似乎是永恒且难以避免的话题。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延宕至今，对比当年的日本，似乎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可能更长。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来看，中国独立的政治体制、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优势逐步显现的产业转型，都决定了中美两国的经贸产业发展路径不同于90年代的日美，由此也指向两国博弈的长期性。
　　二是我国面临的限制可能更为严格。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日本的主动让步以及政治上的依赖关系，使其在美方贸易限制下做出较多变通。当下美国对于在越中资企业的反规避调查、宁德时代与福特在美合建电池厂的波折，一定程度反映美国制裁手段的升级。
　　三是逆全球化提升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欧美制造业回流等等现象的背后是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近期俄乌、巴以冲突的爆发和演绎更是体现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全球阵营的分化加剧，地缘政治波动可能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复杂度。
　　哪些市场可以类比当年的中国：东盟、中东、俄罗斯
　　东盟、中东、俄罗斯市场规模并不逊色，与中国贸易往来和合作关系密切。22年更是表现出强劲增长：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速17.7%（美元计价，下同）、俄罗斯12.8%，中东国家沙特25.7%、阿联酋23.3%。从人口规模来看，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合计也已超过13亿，较曾经的中国市场并不逊色。此外新兴市场工业化过程中的基建需求增量也相当可观。如果将基建提升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参考中国2010年前基建占GDP比例，粗略估算以上市场有望带来每年近2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增量，占我国基建投资的20%左右，有望带来我国钢铁、建筑、建材、机械等行业的出海机遇和投资机会。
　　产业转型：政策顺风、基础已备、融资有希望
　　企业是创新和出海的主体，我国产业优势已在显现。日本90年代基本错失了信息技术革命，未能抓住信息技术、互联网发展机遇实现产业转型也是其“失去三十年”最为核心的因素所在，主流归因离不开其体制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以及泡沫破灭后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以上几项似乎在当下并不构成产业创新升级的制约，国内优势行业的竞争力也在逐步显现：
　　一是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并未放弃市场导向。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也不同于日本战后1940体制的延续，要求在技术领域引领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扩容为新技术产品提供潜在消费者。
　　二是，我国模块化生产方式在应对全球重大需求变革上更为灵活。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基于供应链需求所构建、兼具效率和弹性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可以随着产业技术发展迭代重组，智能手机、新能源等产业已经走上出海之路。
　　三是，资产价格大破裂导致全社会投资不振可能性较低。我国房地产风险逐步缓释，类似日本90年代初的资产价格大破裂基本可以避免，同时政策层积极通过各种措施活跃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政策导向可能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
　　风险提示：
　　技术发展和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我国工业化进程或不能完全推及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