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的艺术在于平衡政策的红利与掣肘
        从海外减税实践来看，减税中期能够激发企业投资修复、经济恢复增长。而当前市场对于减税的争议之一在于减税后给财政带来的“阵痛期”，里根、撒切尔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速及其占GDP  比重分别经历了2-3  年的下滑，且进一步导致赤字率攀升，约束财政支出空间，而需要重新等待税基的扩大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回升。因此，减税的艺术就在于对于政策红利与实施掣肘之间寻求一个相对均衡。
        减税政策的可行对冲——从“开源节流”两方面着手
        实施减税的同时，可以并举推进其他对冲政策，形成  “缓冲垫”。从开源的角度，主要包括政府举债、结构性减税、以及发挥国企的第二财政作用：里根政府曾通过大幅增发国债以应对财政赤字，而撒切尔通过结构性地对酒类、烟草、汽油等消费税加税，以及大力推进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为紧缩的政府财政提供了可观的支持；从节流的角度，主要包括削减开支、以及降低隐性福利，里根配套削减了进出口银行拨款、个别行业补贴等支出，而撒切尔大幅缩减福利支出，对公共服务和医疗保健的变革减轻了财政负担。
        中国未来减税的空间、掣肘与潜在对冲手段
        “强财政”的背景下，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17  年达到84%，财政收入对税收的依赖度较美英更高，财政约束不容忽视。2019  年财政政策宽松力度有望温和加码，财政宽松的资金来源包括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结转结余等，预计19  年至少有2.5  万亿元的额外财政空间。此外，我国也可以借鉴海外实践经验，从“开源节流”实施配套政策。首先，我国的结构性加税已经围绕资源税、消费税展开，未来房产税等机制的建立将继续推进；其次，可进一步发挥我国国企的第二财政作用，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以及适度转让国有企业资产可为财政提供支持；最后，我国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和行政化开支占比过大，存在压缩空间。
        核心假设风险：
        减税方案及落地规划低预期、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