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市场也不应将之解读为监管对影子银行的态度大幅趋缓。这是因为强化金融监管、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去杠杆，仍是监管层的长期目标。
        ▍  今年下半年以来，监管层已就影子银行问题三度发声，影子银行再度引起市场关注。2018  年前三季度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规模减少人民币3.6  万亿元，到9月末已降至人民币62.10  万亿元，整体影子银行资产在GDP  中的占比则从2017  年年末的79%和2016  年年末的峰值87%下降至70%左右。
        ▍  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规模在2011-2017  年间持续上升，在2017  年年末达到历史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这显然与2018  年开始的以委贷新规、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等监管文件落地为标志的金融严监管态势有密切关系。2016  年是中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资产占银行总资产、名义GDP  与社融存量的比例都持续上升，但2016  年之后这三个比例全部开始下行，表明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治理在2016  年之后开始产生实效。
        ▍  中国影子银行的存在有三个客观基础。其一是中国的金融抑制。一方面，在目前的利率双轨制下，发行银行理财成为商业银行应对“负债荒”的不二选择。而在寻找投向以对接理财资金的过程中，就自然会衍生出影子银行。另一方面，监管层对信贷额度和信贷流向的管控也催生了对影子银行的需求。其二是监管约束的不对称性。在2017  年开始“三三四十”专项整治之前，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对商业银行的表内信贷有一套非常严格和健全的监管体系，但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和漏洞，这就为监管套利创造了客观条件。监管约束的不对称既与分业监管有关，也与影子银行客观上具备良好金融创新潜质有关。其三是金融机构本身资产配置的需要。为寻求可以与银行理财对接的优质资产，商业银行往往会诉诸于影子银行。
        ▍  如果以新增人民币贷款在社融增量中的占比和社融同比增速分别为横轴与纵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者存在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但却表明信贷难以独自支撑社融增速。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影子银行不但是信贷的重要补充，而且是必要补充，是支撑社融增速的关键因素。我们认为这就是易纲行长将影子银行称为必要补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