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本周美伊冲突进入第五周，双方外交信号严重反复且相互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发出要求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48小时最后通腰后，次日即改称与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并两次推迟针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行动至4月6日。伊朗方面多次坚决否认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谈判，但其在26日通过第三方斡旋国家正式回应了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提出了停火与赔偿等核心条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伊朗从25日称海峡“仅对敌人关闭”并为友好国家提供通行保障，到27日改称海峡“已关闭”。
　　●1970年代石油危机显示，当能源价格大幅上行并叠加政策应对迟疑时，供给冲击很容易演变为滞胀格局。彼时欧佩克减产导致油价在短期内上涨约四倍，美联储在主席阿瑟·伯恩斯时期将其视为非货币冲击而未及时收紧政策，最终推动通胀预期脱锚并形成工资一价格螺旋。直到保罗·沃尔克实施极端紧缩政策后，通胀才被重新控制，但代价是一场严重衰退。与1970年代相比，当前发达经济体能源强度明显下降、供给来源更加多元，同时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削弱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从而降低了工资一价格螺旋全面形成的概率。但与此同时，高公共债务水平使当前宏观政策面临新的约東条件。
　　●美债供给扩张叠加需求转弱，长端利率面临持续上行压力。截至3月，美国联邦债务已接近40万亿美元，近几个月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叠加对外军事支出与长期财政赤字，发债需求仍在上升。在当前利率水平下，利息支出增长较快，2026财年可能突破1万亿美元。需求端也在发生变化，高通胀压低实际回报，海外主要持有国如日本和中国在2025年末曾出现阶段性减持。同时，部分中东产油国和新兴市场也在逐步推进储备多元化，减少对单一资产的依赖。在这种背景下，美债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稳定承接全球避险资金，利率更容易受到供给增加和通胀预期的共同影响，长端收益率中枢面临上行压力。
　　●从历史看，战争并不直接决定美债走势，关键还是通胀和货币政策环境。越战时期利率上行，主要原因是通胀失控和美元体系变化，而不是单纯供给增加；里根时期虽然财政扩张明显，但在沃尔克加息压制通胀后，利率反而回落；反恐战争阶段，由于量化宽松，供给扩张对利率的影响被明显削弱。相比之下，2022年以后在高通胀和加息环境下，发债和利率出现同步上行。当前环境更接近后者，供给、通胀和利率之间的约東同时存在。
　　●在高油价、高通胀和高利率的背景下，全球资产定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美债收益率更易受到通胀与供给影响，长端利率中枢面临上行压力，黄金在通胀与不确定性环境下具备配置价值，原油价格中枢抬升成为重要约束。美元短期仍受避险与流动性支撑，但中期在财政压力与储备多元化背景下面临调整压力。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将有所提升，中国远离冲突核心区域，政策仍有空间，产业链与供给能力较强，使其在“稳定性”维度具备优势。
　　●风险提示：地缘因素扰动风险；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海外降息不及预期风险；国内政策落地效果传导不及预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