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美国进口商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关税成本，出口商并未明显降价。2025年传递率高达92%。无论分国别还是分行业，2025年传递率普遍接近100%，表明外国出口商几乎没有主动降价。
　　在外国出口商基本未降价的前提下，关税成本如何在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配？我们通过五步传导追踪模型实时跟踪关税对PCE通胀的影响。
　　模型结果显示，关税传导系数β从2-3月的0.02逐月升至12月的0.65。传导呈现显著的时滞性：关税影响在生效后2-3个月内几乎不可见，随后在6-7月库存消耗完毕后急速上升。
　　截至2025年12月，关税累计推升PCE同比约0.72个百分点。2025年12月实际PCE同比2.90%，扣除关税拉动后仅2.18%。关税拉动从4月的+0.06pp逐月递增至12月的+0.72pp。
　　摘要
　　一、第一层传导：从出口商到进口商的价格传递
　　我们将关税传递率的定义为传递率=（进口价格变化+关税变动）/关税变动。传递率=1表示出口商维持价格不变、美国进口商承担全部关税；传递率<1表示出口商降价分担部分成本。
　　研究发现美国进口商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关税成本，出口商并未明显降价。2025年传递率高达92%。无论分国别还是分行业，2025年传递率普遍接近100%，表明外国出口商几乎没有主动降价。
　　我们基于HS10位级别进口数据，构建了一个大规模面板数据集：535万观测值（8国×20,868产品×108个月），覆盖中国、墨西哥、加拿大、越南、日本、德国、韩国、印度，时间跨度为2017年1月至2025年12月。
　　回归设计遵循两篇经典论文：Amiti, Redding & Weinstein (2019, JEP)的一阶差分方法，和Hinz,Lohmann, Mahlkow & Vorwig (2026, Kiel)的水平回归方法。核心方程为：Δln(p*_ijt) = β·Δln(1+τ_ijt) +α_i + γ_jt + ε_ijt。其中β衡量关税增加时出口商是否调整出口价格：β=0表示100%传递（美国买家承担全部），β=-1表示0%传递（出口商完全吸收）。传递率= (1+β)×100%。
　　基准模型1a-1b显示β≈-0.08，传递率约92%。关税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商平均仅降价0.08个百分点。约92%的关税被传递给美国买家，出口商仅吸收约8%。
　　此外，我们计算了基于进口价格指数的分国别关税传递率。
　　中国面临26个百分点的关税增幅，为所有贸易伙伴中最高。中国出口商美元报价仅下调2.5%，传递率高达94%。这意味着每100美元关税成本中，美国进口商承担94美元，中国出口商仅承担6美元。日本和东盟的传递率超过100%，表明出口商不仅未降价，反而借关税壁垒提高了定价。
　　分行业的关税传递率。
　　我们按照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来划分行业，基于44个NAICS行业代码（覆盖83%进口）的分析显示：关税增幅超过5pp的38个行业中，21个出口价格上涨、17个下降；全部行业去趋势传递率均值83%、中位数97%。
　　高传递率产业（接近或超过100%）：金属加工机械（134%）、玩具（105%）、家具（105%）、服装（104%）、农业机械（111%）。80%的玩具来自于中国，70%的汽车座椅和内饰制造来自于墨西哥，这两个行业的传递率接近100%。
　　低传递率产业，即出口商显著降低了价格，吸收了关税，主要为农作物生产、通信设备制造、基本化学制造、饮料和烟草。
　　二、第二层传导：从进口价格到消费者价格（PCE）
　　在外国出口商基本未降价的前提下，关税成本如何在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分配？我们通过五步传导追踪模型实时跟踪关税对PCE通胀的影响。
　　模型结果显示，关税传导系数β从2-3月的0.02逐月升至12月的0.65（t=3.70***）。7月起β首次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β=0.39, t=2.70），此后持续维持显著性。
　　传导呈现显著的时滞性：关税影响在生效后2-3个月内几乎不可见（β≈0.02-0.08，均不显著），随后在6-7月库存消耗完毕后急速上升，9月达到0.55，此后在0.50-0.65区间波动。β=0.65意味着：如果模型预测某行业关税应推升价格1个百分点，实际观测到的超额通胀约为0.65个百分点。这表明截至2025年底，约65%的理论关税通胀已传导至消费者价格。
　　由此进一步计算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截至2025年12月，关税累计推升PCE同比约0.72个百分点。2025年12月实际PCE同比2.90%，扣除关税拉动后仅2.18%。关税拉动从4月的+0.06pp逐月递增至12月的+0.72pp。
　　风险分析
　　关税战进一步升级风险。Section 232/301调查可能导致更高税率的关税重新实施，使关税传递率和通胀效应超出当前模型预测。
　　模型失效风险。关税传递率回归和PCE传导模型均基于历史数据估计，在极端关税税率（如145%对华关税）下，非线性效应可能导致模型预测偏差加大。
　　出口商、美国企业和美国居民三部门分担关税成本的比例存在不确定性。若进口商吸收能力超预期（如通过供应链重组），消费者负担可能低于本文估计。
　　关税传导时滞的不确定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