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度策略观点：2024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对应也带来了2025年积极的财政和货币环境。展望2026年，我们认为内外环境有所改善，为应对非常环境而生的“超常规逆周期政策”可能逐步退坡，以财政为代表的政策力度回归审慎的同时，结构投入可能重新回归以科技为主线。
　　核心逻辑：
　　一是对国内政策路线的信心重振。2024年9月时，我国以举国体制攻关科技，财政政策大量向供给端、科技领域倾斜，需求端政策相对缺位；居民经济体感较弱的同时，在产业端似乎未见明显的科技突破“痕迹”，使得市场预期较为悲观。但2025年以来，我国在AI等多个新质生产力领域接连取得技术突破并广获全球市场认可；凭借产业优势也在中美博弈中占得主动权，中美两国国力对比预期相较上一轮经贸摩擦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多年来对科技产业的投入守得云开见月明，市场彻底重振对国内政策路线的信心。
　　二是对外需悲观预期的彻底扭转。2024年9月时，对2025年的出口预期极为悲观。进入2025年后，我国企业凭借自身突出的产业优势，在美国一意孤行加征关税的背景下，在非美市场开疆扩大，基本对冲美国关税的影响，继续维持出口强势。展望2026年，预计贸易顺差对GDP的贡献仍将维持高位。
　　（2）成立关键假设：
　　外需继续保持强势，贸易顺差对经济的贡献持续增长，我国无需依赖内需强刺激依然能够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
　　（3）成立最大软肋：
　　外需弱于预期，我国出口超预期下行，届时可能通过内需政策加码来应对。
　　内需过快下行，“纾困”重要性提升，届时可能通过内需政策加码来应对。
　　中美关系反复，金融领域有摩擦风险，扰动市场风险偏好。
　　外需风险：贸易环境再生变数，出口增速超预期下行
　　外需风险
　　（1）发生概率：有限概率。
　　（2）出现时点：可能在2026年上半年。
　　（3）判断依据：我国出口增速过强，冲击他国制造业，可能引发非美国家贸易反制。更小概率的风险是非洲国家政治动荡，冲击我国当前在非洲的出口基本盘。
　　（4）作用机理：非美国家集中对我国开展贸易反制，使得我国出口增速超预期承压，年内5%预期增速目标完成难度加大，国内可能加码内需政策刺激力度。
　　（5）影响程度：原假设下，预计2026年贸易顺差对名义增速的贡献位于25%-30%区间，一旦出口下滑贸易顺差对GDP的贡献收窄，国内可能加码内需政策刺激力度。广义财政赤字可能在年内加力上修。
　　（6）跟踪方法：各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我国出口增速高频
　　内需风险：内需过快下行，“纾困”重要性提升
　　内需风险
　　（1）发生概率：较低概率。
　　（2）出现时点：非线性风险，时点较难定位。
　　（3）判断依据：房价过快下行、失业率结构性恶化等内生问题，将提高“纾困”重要性。
　　（4）作用机理：一旦风险出现，可能“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重返舞台，地产中央收储、居民消费补贴等“toC端”政策可能果断加码。
　　（5）影响程度：“纾困”重要性的提升可能非线性，可能存在关键“阈值”。
　　（6）跟踪方法：房价、失业率结构数据。
　　风险偏好冲击：中美关系反复，金融领域有摩擦风险
　　内需风险
　　（1）发生概率：有限概率。
　　（2）出现时点：可能为4月特朗普或将访华、2026年12月G20等潜在元首会晤的时间窗口前。
　　（3）判断依据：根据过往经验，潜在元首会晤前美方“虚空造牌”可能引发风险。
　　（4）作用机理：美方已承认贸易牌失效，可能转向金融领域摩擦，继而市场引发对新领域中美博弈的担忧，冲击风险偏好。
　　（5）影响程度：影响程度较难量化，可能从跨境资本流动维度冲击股市、汇市。
　　（6）跟踪方法：中美双方政策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