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进展：达成协议仍较为曲折，三季度为重要观察期
　　以5月日内瓦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为节点，中美关税战进入阶段性缓和期，但美国对华在科技、在美留学等方面的非关税制裁并没有停止，针对战略领域的出口管制等非关税施压手段成为当前中美博弈的主战场。
　　6月以来中美高层的外交互动密集进行，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6月5日中美元首通话；二是6月8日-12日中美高层在经贸磋商会议中达成贸易框架协议。积极的信号在于中美对话机制得以重启，但考虑到2025年特朗普表态将缺席G20会议，中美元首会晤的可能性下降，贸易达成协议或仍然较为曲折。
　　特朗普实施贸易制裁面临内部政治分歧和经济双重压力，三季度是中美关系重要窗口期。一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的裁决的完整法律程序可能延续至2025年底甚至2026年，特朗普仍可利用窗口期继续执行此前的关税政策，201、232、301条款作为核心补充工具或继续实施；二是“大美丽”法案同时面临参议院推翻、重新表决和8-9月债务上限用尽/2025财年结束的掣肘；三是特朗普新任期支持率不及此前任期总统，民调数据显示中期选举前经济和通胀仍然是主要关注。
　　对美出口：集中于东部沿海，中西部单一产业依赖度偏高
　　我国对美出口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粤苏浙对美出口额合计占全国对美出口总额的58.1%，山东、上海和福建紧随其后合计占对美出口的20.7%，这些省份出口多元但与美国贸易匹配度高，对美出口依赖在15%的中高水平。其中，广东对美出口在机电设备、精密仪器领域占据全国多数份额；江浙对美出口优势在于轻工和小商品制造环节。
　　部分中西部内陆地区如四川、河南、安徽和重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且多是美国电子代工厂集中地，对美出口规模仅次于东部沿海省份，但贸易结构相对单一，对美出口依赖度和出口商品集中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北和西北省份因地理条件限制和产业结构差异对美出口规模甚微，其中，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和吉林对美出口额不足5亿美元。
　　转口贸易：广西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成为全国重要转口通道
　　粤、苏、浙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和贸易强省，仍然是主要的转口集中地，三者转口规模占全国近一半，但直接出口仍然是主要的贸易途径。
　　广西与东南亚地理毗邻，是过去几年我国最重要的转口通道，2024年广西所涉转口金额仅次于传统制造业巨头广东和江苏；转口金额占该省总出口的比重约为31%，远超全国其他省份。广西在手机零部件、蓄电池、电气设备方面对越南出口，以及乘用车对墨西哥出口占该省对应商品总出口金额的大半。
　　部分省份如河南、福建的转口份额靠前但规模相对较小，其转口产品并非像粤苏浙一样“广而全”，而是呈现专业化、单一品类转口的特点，二者（河南富士康工厂、福建承接台湾的电子产业转移）在半导体器件和手机零部件环节对东南亚出口份额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广西、福建和河南等地对东南亚出口的机电零部件除转口至美国外，其中一部分不乏通过在东南亚当地建厂的中国企业或与中国供应链深度绑定的企业进行组装生产进而销往全球，虽不计入转口范畴，但间接体现出我国供应链逐渐嵌入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企业出海也对机电设备零部件出口形成间接拉动。
　　对美进口：京津沪川战略和功能属性突显，部分西部省份存在高度依赖美国技术和设备的“长板”产业
　　31个省份在进口用途和功能属性方面存在不同分工：第一梯队以东部沿海五省为代表，其对美进口规模相对较大但对美依赖居中；第二梯队战略属性突出，以京津沪川为代表，其对美进口依赖度或进口规模显著领先其余省份；第三梯队对美进口规模极低，但进口依赖相对较高，其经济结构中存在高度依赖美国特定技术或设备的“长板”产业，典型代表如宁夏、青海、贵州。
　　北京、上海对美进口多元且分散，涉及上中下游多领域，在部分消费品和中游制造领域对美进口占据全国绝大多数份额；广东、江浙、山东对美进口在消费品、工业原材料与中间品领域占据主导，进口多用于再加工和出口。
　　部分省份对美进口高度聚焦于特定领域。四川和天津具备极高的进口集中度和对美依赖程度，其进口服务于重大工程项目或战略性先进制造业集群，二者对美进口总额中分别有91.8%、62.5%来自机电设备；部分中西部省份在资源加工产业的产能需要依赖大规模的进口原料供应，如广西和青海依赖对美进口总额中有73.4%和85.6%来自矿产，宁夏、贵州有20%的对美进口来自金属制品，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一旦进口来源受阻相关支柱产业可能面临“卡脖子”困境。
　　中美博弈仍存在较大变数，贸易摩擦对31个省份的影响各异
　　粤、浙、苏等东部沿海贸易大省以其庞大的贸易体量和对美贸易较高匹配度，成为贸易摩擦的最大承压者，但也因多元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具备较强的经济韧性。
　　部分内陆省份如晋、豫、川，因承接单一产业转移而形成了“高依赖、高集中”的贸易特点，其产业链与美国企业深度绑定，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