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定义我国的汇率制度央行为有管理的浮动，而笔者认为，我国的有管理浮动是有中国特色的，而中国式的有管理浮动体系的核心是决定每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上下2%交易价限制的中间价。
　　中国在经历多轮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中间价也逐渐市场化，其由上一交易日16：30的收盘价决定，同时，为了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必须根据美元指数在上一交易日16：30到第二天07：30地波动情况进行调整。即当区间时间按段美元指数上升的话，当天的中间价要对昨天的收盘价向人民币贬值的方向进行调整，反之，当天的中间价则向人民币升值的方向进行调整。如果，违背了这样既定的中间价制定规则，那么意味着央行启用了决定中间价的第三个因素——逆周期因子。
　　逆周期因子最早的引入时间是在2017年5月26日，当时，人民币出现了持续走弱，加上美元指数处于相对高位，导致一定的顺周期效应，为了消除这一顺周期效应，引入的“逆周期因子”。引入逆周期因子后，人民币兑美元的弱势走势得到了根本性的逆转。到2018年1月9日，央行将逆周期因子退出——调整为中性。
　　央行第二次启用逆周期因子发生在2018年8月，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次回落，美元指数却出现走强。当年8月24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宣布，“8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陆续主动调整了‘逆周期系数’”，从而正式宣告逆周期因子的回归。这次对逆周期的使用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的9月。
　　从效果看，当年8月启用逆周期因子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并没有像第一次一样立竿见影，而是到10月底才见底回升。
　　但值得一提的是，期间人民币兑美元两次逼近7.2元的关键价位，均是通过逆周期因子，进行果断拉回到6.3-7.2的波动区间内。
　　一次发生在2019年9月2日，受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人民币持续走弱，当日美元指数逼近100点大关，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逼近7.2元，前一日在岸市场16点30份的收盘价为7.1716元。在这关键时刻，央行第二天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只下调了1个基点，下调到7.084元。即央行明显启用了逆周期因子，对汇率进行了明显的干预。
　　另一次发生在2020年5月，受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影响，5月下旬，人民币兑美元出现回落，5月28日，从5月28日的中间价看，中间价也出现了有限的下调。5月27日16点半的在岸价为7.1547元，离岸价逼近了7.2元，达到7.1967元，但5月28日中间价却仅仅从7.1092下调到7.1277元，再次起到了稳定汇率的作用。
　　进入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回升，当年10月27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宣布，逆周期因子谈出使用。
　　而在2022年的9月份，在人民币汇率再次受到贬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实际上再次使用了逆周期因子，只不过这次和前2次的区别是央行没有公开宣布启用了逆周期因子。
　　从效果看，实际上2022年9月初央行就改变了中间价的制定规则，但是，汇率直到11月底因为受到中国优化了防疫政策等因素影响，汇率才企稳。当然，从下图看，其退出也是非公开的。
　　今年端午节后，央行实际上再次秘而不宣地启用了逆周期因子，期间，美元指数出现了回落，因此，在中间价和前交易日价差上低于去年的水平。但是，使用逆周期因子无疑。笔者为此比较了当日央行公布的中间价和彭博根据其模型计算的中间价价差，足以确认这一点。
　　笔者还注意到，尽管在上周美元兑人民币在岸价和离岸价处于明显上升的交易日中，央行也还是启用了逆周期因子。入7月11日，汇率已经升到了7.19元，但第二天的中间价依旧调高到7.1765元，比彭博的预测值高近150个基点。联想到央行在二季度例会中删除了增强汇率弹性的表述，增加了综合施策，稳定预期的表述，好像央行对汇率稳定的意愿期比前期高。尽管央行总体对汇率波动持有开放态度，以发挥汇率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作用。
　　但从几次启用逆周期的情况看，除了首次使用，其他几次启用逆周期到汇率真正企稳有个比较长的时间差。启用逆周期因子可以减缓汇率下跌的速率，但是，要稳定汇率确实要综合施策。对此，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