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出海闯新路，海外设厂再分工
　　过去，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加入WTO后的出口政策红利、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以及全产业链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如今，中国劳动力紧缺并且工资持续上涨，集约型环境使土地成本提高，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劳动力密集且出口导向型产业主动向外转移。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供应链“自主可控”与安全性成为关键要素，更多中国企业开启了海外工厂布局。我们看到：1）传统制造业出海亦孕育明珠，轮胎企业出海获得更高利润率；2）建筑企业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更广阔市场；3）医药企业通过出海建厂触达更多客户；4）作为订单跟随者，纺服、家居与电子制造出海展现勃勃生机，市场份额有望向头部集中。
　　总趋势：寻求更低的成本，在贸易限制中寻找生机
　　在低成本的推动下，我国传统制造业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外迁。继跨过刘易斯拐点后，中国老龄化问题亦显现，劳动力紧缺使制造业平均工资持续上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资源环境约束显现，土地成本亦大幅提高。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有充足的适龄劳动力并且平均工资更低，同时土地成本亦低于中国。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冲突不断，以规避贸易限制为契机，中国有更多企业开启海外设厂。相较于中国，从东南亚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贸易环境更为宽松，关税的税负更低。
　　此外，中国产业升级与RCEP协定也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至东南亚。
　　轮胎/纺服/家居出海：借道东南亚，劳动力成本更低，享受贸易优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同时中国的水电、土地、所得税等成本高于东南亚主要国家，纺服产业链下游的成衣环节率先外迁。疫情使跨国供应链的脆弱性显现，而垂直一体化模式更能保障订单准时交付，这也加速了配套环节跟随外迁。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轮胎/家居等产业遭遇美国“双反”限制。中国企业纷纷出海设厂，以求规避贸易限制。东南亚无论从成本、贸易关系还是文化认可度都有竞争优势，并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首站。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海外设厂不仅帮助中国企业维持甚至扩大产业链份额，部分产业链细分环节的海外工厂甚至能获得比国内更高的利润率。
　　基建出海：享“一带一路”红利，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海外经济不振和新冠疫情肆虐拖累了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不利环境下，我国工程承包商逆势扩张份额，主要归功于“一带一路”带来的投资机会。从商业模式看，我国工程承包商在海外从最初的劳务输出模式逐渐向国际主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靠拢，产业链附加值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获得更丰厚的盈利。我们认为，融资成本、技术实力和管理边界决定了建筑国企，尤其建筑央企的全球市场份额或将持续提升。
　　CXO/电子出海：全球设厂自主可控，强调供应链安全性与冗余度
　　在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国具有无法复制的优势：1）庞大的“工程师红利”；2）完整的工业供应链体系；3）发达的物流及基础设施。中美贸易摩擦成为扰动中国CXO/电子制造产业的重要因素。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同时满足更多海外客户需求，CXO龙头企业加快海外建厂，“自主可控”成为核心要素。过去40年的“全球化分工+just-in-time精益生产”模式在疫情扰动下备受挑战，品牌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性与冗余度。中国电子制造业龙头企业一方面继续扩大在国内品类份额，一方面发挥技术优势，配合大客户在越南、印度等地建厂，把握供应链调整的商机。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超预期、海外经济低靡、地缘政治风险、汇率波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