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摘要：
　　本篇报告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全球汇率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哪些因素影响了货币的跨国流动？
　　（3）人民币汇率的定价因子有哪些，如何进行观察？
　　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汇率制度的选择既会直接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又会潜在影响国内经济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艾钦格林提出“两极化”观点，亦被称为“中间制度消失论”。艾钦格林认为国际汇率制度将长期只存在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其他介于两者间的汇率制度将完全消失。在此后数年间，该观点得到了验证。但是，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采用固定或完全浮动汇率的经济体数量显著减少，而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经济体数量迅速增加，汇率制度的“危机驱动”转型特点在全球汇率制度范式转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内外均衡的支点，适合国情的汇率制度会成为外部冲击的“缓冲垫”，而不恰当的汇率安排则会成为输入性风险的“敲门砖”。以市场供求作为汇率定价基础是必要的，但考虑到外汇市场潜在的无序波动和羊群效应，中央银行的适度干预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尽管利差、贸易账户流量和经济基本面是汇率的重要定价因素，情绪因子却在更长的周期内主导着市场波动。Clark和MacDonald（1998）的研究表明，汇率的波动取决于长期基本面因素、中期贸易账户因素和短期投机性资本（金融）因素，同时市场情绪具有显著的长期持续效应。在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逐渐增大的当下，跨市场投资者预期敏感性明显提高，汇率的变动方向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以常规手段应对汇市波动之外，各经济体央行的预期管理工作需要被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确保能够有效引导汇市有序运行，令汇率稳定在合意的均衡水平上。
　　除若干衍生品外，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动也为观察人民币汇率定价提供了新的角度。作为市场情绪和投资者预期的直接体现，外汇衍生品的价格波动反映了投资者对汇率后市的看法。此外，基于无套利定价规则，以贵金属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比价关系，也隐含着商品市场投资者对汇率的定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防范化解汇率风险是确保国家金融稳定安全、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各类人民币汇率观察工具能够为应对汇率风险提供新手段，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预防长期风险。
　　风险提示：基于历史数据的归纳演绎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