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较BIS口径高31.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低于BIS口径44.6个百分点，居民部门高于BIS口径8.6个百分点。  
        通过16年供给侧改革和17年金融严监管，我国实现了两轮去杠杆。2015年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开序幕，对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提出三年规划，随着行业内供需关系边际好转，上游行业生态显著改善、盈利能力持续回升，在负债相对刚性的背景下，通过做大分母端实现了去杠杆。2016年四季度货币政策转向，在中性货币与金融监管的基调下，我国从去金融杠杆逐步向去宏观杠杆阶段过度，我们测算口径的政府杠杆率从17年的80.12%下降1.27个百分点至78.85%。  
        若以成败论英雄，则16年以来两次去杠杆均实现了政策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同的政策组合下，两次去杠杆进程导致了市场痛感差异很大。主要原因在于，后一轮去杠杆中财政与货币双收缩。而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去杠杆"过程中，配套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多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去杠杆进程可能需要8-10年，高杠杆环境决定政策基调为微刺激，杠杆向政府部门转移。从还原的真实杠杆率来看，相较于美日而言，我国政府部门仍有加杠杆空间，结构性去杠杆需要通过政府适度加杠杆，为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腾挪空间，最终实现宏观杠杆率的稳定。从美日经验来看，推进去杠杆的同时，不仅需要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还需要提高央行独立性。
        预计未来，中央和有财政余力的地方加杠杆，助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总体财政保持更加积极主基调，助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及居民部门稳杠杆；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维持低利率环境，降低政府和企业融资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