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调创新优先，区分民用与国家安全领域实施差异化监管；欧盟以统一硬法和风险分级为基础，重视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美国形成白宫统筹、联邦部门执行、行业监管嵌入和跨部门协调相结合的分散式治理体系。近年来，治理重心由拜登政府时期的风险前置转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创新竞争与国家安全导向；民用领域依靠行业自律和事后执法降低合规负担，对军事国防、前沿模型和网络安全等关键领域实施针对性管控，并通过算力、能源、资本、人才等产业政策以及出口管制、盟友合作和全栈技术输出巩固技术优势。欧盟以《人工智能法案》为核心，建立统一风险分级硬法治理框架，针对通用人工智能增设专项合规义务。在强化基本权利保护的基础上，配套监管沙盒、服务平台及合规简化措施平衡监管约束与产业创新，同时依托布鲁塞尔效应实现治理规则外溢。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构筑起以国家战略统筹、敏捷安全监管为特征，兼顾产业应用落地与全球治理参与的复合型治理体系。我国依托党中央集中统筹、多部门协同机制，以“人工智能+”行动推动技术向制造、医疗、能源、消费等领域加速落地，围绕算力、数据、核心技术、资本、人才和开源生态完善产业发展基础。风险治理遵循敏捷迭代思路，监管对象由算法推荐、深度合成拓展至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正面向智能体和具身智能延伸。建立风险分级管理机制，综合运用算法备案、伦理审查、行业准入等事前管理工具，叠加国家安全审查、专项整治和事故追责形成事中事后闭环。对外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构建包容普惠的国际治理秩序。
　　受治理目标、产业基础和制度环境影响，中美欧三方在治理逻辑、监管工具、产业扶持和国际博弈的选择上存在明显分化，同时在风险共治和标准协调上仍存在合作空间。美国优先维护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在民用领域偏向软法和事后监管，在国家安全关键领域强化约束；欧盟以基本权利保护为核心，通过统一硬法和风险分级建立强制性合规体系；中国兼顾发展与安全，以基础法律、专项规章和国家标准构建多层次治理框架。产业支持路径上，美国充分激活市场与资本力量，欧盟依托公共资源补齐产业短板，中国发挥战略统筹优势系统配置创新要素。在国际治理方面，美国输出技术生态、欧盟输出规则体系、中国推广多边治理倡议，而全球治理也面临规则碎片化、企业跨境合规成本抬升等现实挑战，未来人工智能竞争将是技术、规则和产业生态相互协调的综合博弈。
　　中国可立足于国内产业迭代和企业出海的现实诉求，优化治理工具、补齐新型风险防控短板，并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国内治理层面，可借鉴域外风险管理的成熟实践，将原则性治理要求转化为可量化、可落地的风险评估和测试流程，扩大监管沙盒试点，打通第三方测试、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的衔接机制。风险防控层面，前瞻研判智能体、具身智能等新技术形态的潜在风险，深化场景差异化监管，完善模型全生命周期治理，强化模型迭代后的持续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夯实算力、数据集等产业创新要素。全球治理与企业出海层面，推动国内治理规则与美欧国际标准映射，探索合规等效互认。搭建面向海外市场的公共合规服务体系，实现产品、测试工具和治理标准协同出海，依托多边平台开展能力建设合作，提升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国际影响力。
　　风险提示：人工智能产业增长不及预期、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分化加剧、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演变超预期、中国人工智能治理政策落地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