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更为开放的条件下，国际因素在中国长债利率的决定中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此，早期研究的焦点是外汇占款。在央行退出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之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继续聚焦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欧洲学者Hélène Rey的研究将传统国际经济学中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Trilemma）”推进到“二元悖论（Dilemma）”。
　　最新的进展是，国际清算银行（BIS）近期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的“全球流动性第二阶段”中，非银行金融机构替代商业银行成为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公共部门替代私人部门成为扩张信用的主体，政府债券为载体的国际证券组合资本替代银行信贷成为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外汇掉期市场替代银行信贷市场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介市场。因此，金融跨境传导的研究重点也从货币政策转移到金融条件（Financial Condition）。其开发的金融条件指数（FCI）因子模型主要提炼出“水平因子”、“风险因子”两个影响因子。BIS研究发现，这一时期金融条件更快和更显著地在国别间传递。央行货币政策更须考虑全球金融条件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力。
　　这一研究成果从三方面帮助我们理解2021年以来中国超长债券牛市中国际因素的影响：一是，2021年以来，BIS金融条件指数中的“水平因子”随通胀飙升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而迅速上升，反映金融条件大幅收紧，并向中国国内金融环境传导。2024年四季度，随美欧央行开始降低政策利率，金融条件指数的水平因子开始出现回落，减弱对中国实体经济和长债利率的抑制作用。二是，2021年以来，“风险因子”加总后小幅收紧，同样对中国经济带来收缩性影响。这一影响在欧美央行2024年第四季度开启降息周期后同样得到缓解。三是强美元带来的收缩效应。2021年1月本轮国债牛市的开启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的攀升同步出现。而2024年四季度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冲高回落后，中国10年国债利率也开始筑底回升。综上，研判中国长债利率走势，如果忽视国际因素，很可能导致误判。
　　风险提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