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标准和拉动力
　　 1）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城镇地区的划分更依赖“行政区划”。我国虽参考人口密度，但目前主要依据行政区划进行城乡划分。2）与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城镇化率指标相比，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可能高估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程度。3）从国际经验看，当城镇化率超过60%后，大城市群逐渐成为推动城镇化进一步提升的核心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单个城市的发展往往趋向于形成“城市圈”或“城市群”。
　　 1）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率通常达到峰值时，城镇化率一般达到约70%的水平，之后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2）然而，我国在2010年工业化率达到峰值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5%），城镇化率仅为50.5%，这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超前于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现阶段我国提高城镇化率的主要抓手在于在保持工业化稳步推进的同时，需要继续加速发展服务业。
　　从新型城镇化战略看城镇化发展空间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9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70%的目标，强调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而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个百分点，约有2.5亿人口有户籍化需求。要实现到2029年城镇化率达到70%的目标，意味着每年需要新增约900万城镇人口。
　　通过对比不同省份在2011-2017年、2017-2023年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与发达国家提升城镇化率的路径有所不同，在《行动计划》推动城镇化率达到70%的过程中，我国可能更倾向于加大对中西部省份中人口规模在“100万-500万”和“500-1000万”区间的城市产业政策支持。这种策略旨在提升这些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从而增强其对人口流入的吸引力。
　　细分来看，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三类因素：“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区划变动增长”。虽然三类增长来源的贡献比例随政策与经济发展波动，但“迁移增长”仍可能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城镇化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迁移增长”是提高城镇化率的主要推动力这个阶段，在进行均衡性转移支付下达预算分配时，提高流动人口在其中的核算系数或成为财政支出改革的方向之一。
　　 “迁移增长”中农村人口超过六成流向了地级市及以上级别的城市，呈现明显的城市集聚效应，超3成流入了小城镇。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同样有利于推动“农民工”进城。自2021年3月以来，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累计发行总额已超过600亿元，体现了政府在推动县域经济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力支持。
　　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了进一步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接下来仍需努力提高户籍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根据北京大学、我国社科院等机构的研究，农民向城镇转移、成为常住人口后，人均消费将提高30%；在城镇落户后，人均消费将再提高30%。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
　　放宽落户门槛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不同城市的落户政策及其对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待遇的差异，反映出我国户籍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1）政策对特定群体的关注不足；2）购房落户政策存在可持续性问题；3）城市承载力与人口流入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
　　风险提示：数据测算可能存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