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规范发展的重要支撑，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可有效防范金融市场主体洗绿行为，促进环境风险有效暴露。气候与环境相关风险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日益加剧。防范气候和环境风险，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双碳目标实现的必要保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指出，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年均投资需求为2.2万亿元；2030-2060年，年均投资需求为3.9万亿元，仅依靠政府的资金，难以满足绿色转型发展的投资需求，需要引导和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在此背景下，我国对支持绿色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的需求不断扩大。环境信息披露作为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五大支柱”之一，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是促进绿色金融规范发展、遏制洗绿的重要举措，也是金融机构发挥中介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服务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我国现行环境信息披露标准与国外环境信息披露标准无实质性差异，未来的工作重点在于推动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国内外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并无实质性差别，国外披露标准的重要议题国内披露标准均有覆盖，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的特色指标。但是从具体的披露内容来看，国内资管机构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制度，落实高质量信息披露工作，而国外资管机构先于我国开展了相关的信息披露，积攒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
　　标准制定易、推进高质量信息披露难。
　　完善投后管理制度、明确短中长期减排目标。国内资管机构在内部政策制度建设方面，主要关注于投前管理，而在投后管理方面的制度普遍缺失。虽然通过完善的投前管理制度可以引导资源向低碳产业流动，但是引导传统高碳产业进行低碳转型同样重要。同时，投后管理也是约束被投公司行为，推动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具体而言，投后管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参与公司治理，明确被投公司环境绩效以及相关风险和机遇，并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二是通过代理投票方式，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降低被投公司环境足迹，推动被投公司绿色转型发展。
　　聚焦碳排放、落实产品层面的环境信息披露。在标准制定方面，央行和深圳市的环境信披标准均要求资管机构披露绿色投资情况，但是，关于“绿色”的定义尚不明确，缺乏可定量的划分界限，各个资管机构在披露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时，均是根据自身对“绿色”的理解，定性对自身投资进行“绿色”划分，这样的划分结果不具备横向的可比性，并且存在一定的“洗绿”嫌疑。可以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一方面，可以聚焦于碳排放，推动资管机构对在管资产进行碳排放和碳足迹的定量核算与公开披露。另一方面，还需要推进产品层面的环境信息披露，特别是与碳排放相关的信息披露。
　　逐步开展气候情景分析、量化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国内资管机构主要采用定性的方法对气候风险进行识别与分析，但是结果模棱两可，难以对具体的投资实践或是风险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因此有必要开展气候情景分析，量化评估气候相关风险。
　　风险提示：文中列举的公司仅作为案例梳理，不作为投资推荐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