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地方隐性债务问题，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新增隐性债务”；5月23日，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也提出，“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金融、房地产、粮食、能源等重点领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在中央始终保持高压监管问责态势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所缓解，但部分地区债务问题仍存在，如何破解，是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上篇报告《债务管理的国际经验——财政专题研究报告之一》中，我们从国际视角看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管理经验，本篇报告则是从国内视角出发，主要梳理了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采取的具体化债举措。
　　地方债务与经济发展基本一致，但存在结构问题
　　政府债务总量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基本相匹配。债务是经济的加速器，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债务能够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投资动力、激发外贸活力，一定的债务规模扩张增速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2000-2009年这10年间，名义GDP复合增速约为14.4%，政府债务复合增速约为21.4%，经济繁荣离不开债务的杠杆撬动作用。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地方债务增速也在同步放缓，2010-2019年名义GDP复合增速为11%，债务复合增速同步放缓至12.4%。2020-2022年名义GDP复合增速为7%，政府债务复合增速为17.1%，债务扩张速度快于经济增长，主要是疫情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财政支出强度加大助力稳增长。
　　地方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截至2023年一季度，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政府部门债务余额/GDP）为51.5%，低于国际上通用的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2022年末，地方综合财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约为28.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约为125%。虽然按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评定标准已超过120%绿色区间分界线进入黄色区间，但仍低于IMF确定的债务率控制标准150%的上限。
　　隐性债务风险较大，高层高度重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多以企业为发债主体，信息不透明、风险隐蔽性强，导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隐性债务规模体量数据。根据IMF测算，2023年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额预计将达到65.7万亿元人民币。隐性债务规模增长较快，引起了高层高度重视。2014国家修订《预算法》，首次从法律上赋予地方政府举债的权力，地方债“开明渠、堵暗道”，推动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2018年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要求地方政府在5-10年内化解隐性债务，控制增量、化解存量监管态度趋严；今年财政部预算报告中提及从资金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加强监管，阻断新增隐性债务路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4月政治局会议上也再次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在政府高压监管态势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稳步缓释，据各地公布数据，广东、北京已完成隐性债务清零任务。
　　结构性问题仍较突出。一是央地之间财权事权不匹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收回部分财权，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减少的同时，事权和财政支出在逐步增加；2012年开始推行“营改增”试点，税制改革虽然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但属于地方主力税种的营业税（改革前2002-2011这十年，营业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平均值为32.9%）因改革为增值税，将与中央按25∶75的比例分享（2016年调整为50∶50），地方收入来源进一步减少。截至2022年末，中央政府杠杆率21.4%，地方政府杠杆率29.0%，考虑到城投债等主要隐性债务被统计在非金融企业部门（2022年末城投债余额13.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0.8%），加上城投企业的银行贷款、信托等其他债务，地方政府实际杠杆率超过40%。二是地方之间分布不均，部分财力相对薄弱的地区还本付息压力较大。2022年青海、贵州、吉林、甘肃、天津和海南地方政府负债率超过50%，天津、吉林、云南、辽宁、贵州、重庆、福建、河北、青海、海南、广西、内蒙古、湖南、山东、甘肃、湖北、黑龙江、江西、河南、安徽20省市债务率超过120%，受到“三重压力”以及新老产业转型阵痛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财政增收能力弱化、收支平衡压力较大。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如何破局？
　　中央坚持不救助原则，但有支持措施出台。对于隐性债务存量，财政部多次强调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旨在打破中央政府兜底预期，防止地方政府盲目举债道德风险，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但中央仍会出台政策措施助力地方化解债务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适度增加政府债务限额。2023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限额7200亿元，与上年持平；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0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二是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0625亿元、同比增长3.6%（剔除一次性安排的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后同比增长7.9%），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同比增长10.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同比增长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