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债券市场情绪明显好转，十一期间疲弱的消费与地产数据，使得市场对于经济预期转弱。在逼近2.75%MLF利率的重要支撑后，市场基于未来潜在的利多进行了抢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回落至2.7%附近，短端信用利差也有所压缩。
　　2018年以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成为了重要的政策目标，各区域的融资环境与融资能力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我们通过比较各地发债城投有息债务/一般预算收入衡量区域的债务率，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在2018年以来，西部地区城投债务的扩张受到了抑制。在债务率排名全国前十的城市中，西部城市从2018年的四个下降到了1个。从全国来看，债务率较快上升的城市主要也是来自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除了柳州、六盘水之外，主要也是西安、成都这类区域中心城市债务率上升较快。而发债城投有息债务率下降排名前十的城市，几乎全部位于西部与东北地区。
　　而从信用利差的角度看，尽管中东部多数区域债务率明显上升，但其信用利差多数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但在西部地区除了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外，多数区域的信用利差相对于2018年都出现了显著的提升，而债务率仍在上升的城市，上行的幅度就更大。
　　从理论上讲，经济发达地区的信用资质更高，利率成本更低，可承受的债务率水平也相对较高。2018年后，财政强调谁家的孩子谁抱，加剧了不同区域之间城投债务成本的分化，叠加后续监管机构对于高债务地区以及涉及隐债平台的融资限制，又使部分区域通过再融资滚续债务的能力受到制约，偿债压力增大；这又使金融机构开始规避这些区域，造成其综合融资成本的进一步走高，部分地区被迫进入去杠杆的周期中。
　　这在省级层面也有所显现。2015-2018年，债务率上升排名全国前十的省级区域中大多数来自于西部地区，但在2018-2021年，陕西、宁夏、天津、贵州的债务率已经降至后10名，除了西南地区的部分省市之外，反而是江西、山东、湖北、河南甚至是浙江的债务率增速有了明显提升。
　　这样的情况也与社融集中度提升、金融资源开始更多向发达地区集聚的现象相互印证。城投信用及其背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重定价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社融的区域分化。
　　尽管中东部部分地区近年来债务率的上升有些令人担忧，但整体上看，在偏低的利率环境下，其债务的可持续性仍然相对更好。而部分弱区域城投融资困难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其债务出清的过程仍在持续，仍然有待于系统性的化债方案出炉。
　　风险因素：城投政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