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从决定消费的供需双方变化、我国人口结构呈现的特点以及农村消费的发展趋势来说，消费升级是具备可持续性的。
        1.  消费品供给水平提升为消费升级的可持续性提供重要保障。根据经典“收入-消费”理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重心将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再向享受型转变，消费升级趋势由此产生。但仅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去理解消费升级可能是单一维度的。消费升级至少存在两个维度，一是由收入增长驱动的消费内容升级，二是由消费品供给水平提升驱动的消费品质升级。如果供给难以匹配需求，即使收入提高，消费升级仍难以实现。现实中，我国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制造  2025”等系列科技强国政策为我国未来消费供给水平提供较大支持，因此供给和需求的同时上升是可持续升级的重要保障。
        2.  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变化使消费可持续升级。我国老龄（65  岁以上）人口一直保持上升态势，过去  20  年间复合增长率为  4%。以  65  岁为起点（并假设  2020  年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老年抚养比料将从  2010年的12%上升至2030年的27.8%，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根据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社会”和“老龄社会”的定义，经测算，我国已在  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在  2022  年将进入老龄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比率的提高，老龄人口将对养老服务、家政服务、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同时消费边际倾向也将上升。由于人口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因此未来我国部分服务消费的需求较大，消费升级将持续存在。
        3.  农村消费升级“异军突起”的长期趋势将延续。我国消费环境呈现农村消费和城市消费的二元结构。虽然农村消费规模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商品总额中占比有限，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且人口规模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未来消费发展空间仍较大。
        消费并非“降级”，而是升级速度放缓。消费升级是可持续的，但利用消费结构变动度可以刻画某一时期消费内容升级的速度。数据显示，2003  年至今的升级速度明显下降，也就是说消费“降级”实际上是消费升级的速度有所放缓。从需求端来看，一是收入增速持续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全社会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部门改善相对有限，虽然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大，但收入增长有限限制了消费的扩大。从供给端来看，消费品供给难以及时匹配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商品技术含量相对发达国家仍具有一定差距。
        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是  2018  年社消增速下行的重要结构性原因之一。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存在财富、挤出和抵押三种效应。如果单从房价增速和收入增速的走势来看，本轮地产房价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居民债务的宏观视角来看，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抑制和促进（至少在当期来看）。抑制消费能力的净影响是住房抵押贷款的本息偿还和与消费贷款相关的利息支出，促进消费能力的是新增消费信贷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数据显示，2018  年房贷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同时除房贷以外的其他债务占收入的比重在  2018  年出现回落，因此居民债务导致对消费存在净拖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