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河证券-合肥做对了什么:股权财政的标尺与参照系-260904
| 上传日期: |
2026/9/4 |
大小: |
918KB |
| 格式: |
pdf 共16页 |
来源: |
银河证券 |
| 评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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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迪,吕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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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鑫上市再看“合肥模式”。2026年7月,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巨大的账面市值再次强化了市场对于“合肥模式”和“最牛风投城市”的关注,相比重复合肥“押中”京东方、蔚来和长鑫的故事,我们更关心三个问题:第一,抛开账面浮盈,合肥产业投资究竟形成了多少可以观察和兑现的资本、产业与财政回报?第二,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才能更完整地衡量地方“股权财政”的成效?第三,在合肥之外,深圳、苏州、上海和杭州分别形成了怎样的产业资本运作路径? 合肥的回报需要同时算“资本账、产业账和财政账”,三者兑现节奏并不同步。地方国资兼具投资人与产业组织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回报体现为股权增值、退出收益与分红,间接回报则来自链主企业落地后撬动的产业集聚、就业创造与税基扩张。三本账回报的兑现节奏也截然不同——股权价值可较快进入资本市场定价,而产业生态与财政税基的回报,则需要更长时间逐步释放。 (一)资本账:国资规模扩张,资本循环能力同步增强。“十四五”以来,市属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连续跨过6个千亿台阶,截至“十四五”末已超过1.3万亿元,净资产突破4000亿元,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68%和47%;五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3200亿元、利润总额超430亿元、上缴税费超260亿元。与此同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达到32.5亿元,是“十三五”的2.3倍。更值得关注的是,国资规模扩张与产业资本循环同步推进。“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累计滚动投入国有资本金超过2200亿元,带动项目投资超过8400亿元,并围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一批百亿级产业项目落地。 (二)产业账:链主投资的回报更多体现为产业集群扩张。相比单笔股权收益,链主项目对地方经济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扩张,新能源汽车便是这一逻辑的典型注脚。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1年的14.5万辆跃升至2022年的25.5万辆,2023年进一步攀升至74.6万辆,2024年达到137.61万辆,较2021年增长约8.5倍;2025年仍维持137.1万辆的高位。 (三)财政账:产业扩张向财政收入的传导更为渐进。从财政收入看,产业扩张最终需要通过税基扩容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从经营规模和利润形成两个维度反映企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2016年合肥市增值税收入出现较快增长,此后税收体量继续扩张,反映出合肥前期产业培育逐步进入产能释放和税源形成阶段。这意味着,2016年的税收变化既有税制改革带来的口径抬升,也与京东方等前期重大项目逐步形成产能、产业链配套持续集聚相叠加。更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以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规模仍总体向上,尤其是2023年以来工增同比的高增,表明合肥多年产业投入开始从“项目落地—产能形成”进一步向“税源扩张—财政回报”传导。 衡量“股权财政”不能停留在单笔项目收益,而应落到资本组织力、产业转化力、资本循环力和机制持续力四个维度。合肥最突出的首先是资本组织和产业转化能力。“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系统累计滚动投入国有资本金超2200亿元,带动项目投资超8400亿元,撬动比接近1:3.8。同期,市属国企合计完成项目投资超4300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过45%,并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推动13个百亿级项目落地,2家国资实控的集成电路企业完成科创板挂牌。可见“合肥模式”已越过少数链主项目集中下注的阶段,转而形成可重复的资本撬动与产业落地能力——其可持续性越来越依赖稳定的项目筛选、资本组织与政企协调机制,而非单个项目的偶然成功。 资本循环与机制持续两项,也开始形成可量化支撑。“十四五”时期合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达32.5亿元,为“十三五”的2.3倍;国资实控上市公司增至6家、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资产证券化率较“十三五”末翻一番,资本市场退出与资产盘活渠道进一步拓宽。机制层面,合肥已组建国资“3+N”系列产业基金、全省首只S基金与首只AIC股权投资基金,基金数量超170只、注册规模超2800亿元、实缴超1400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超2100个,覆盖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 综合四个维度来看,合肥的优势并非“选项目准”,而在于把原本依赖个别魄力的下注行为,沉淀为从资本投入、产业落地到退出再投资的制度化平台。 同一框架下,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的产业资本路径。从资本组织力、产业转化力、资本循环力和机制持续力观察深圳、苏州、上海和杭州的地方产业资本实践。四地的共同点不在于都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而在于均已跑通“组织资本—转化产业—退出回流—制度接续”的完整链条;差异在于四个环节的强弱配置各不相同:深圳、上海强在资本放大与产业转化,苏州强在多层次资本协同下的项目密度与早期渗透,杭州强在基金与本地产业生态的深度绑定;循环与机制两端的补链工具亦不一致,深圳延长存续期并配套风险容忍,上海以超长期科创债匹配久期,苏州以市级S基金打通二手份额,杭州以提高出资比例、下调返投约束扩大社会资本参与。由此,比较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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