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航空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根据航空行业团体能源转型委员会的数据，2020年全球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航空业几乎占3%。如果不采取有力行动，到2050年这一比例可能上升至22%以上[1]。
　　我国也面临日益严峻的航空减排压力。一方面，国际机制即将对中国航空业提出更严格要求。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以下简称ICAO）的CORSIA方案[2]，从2027年起，中国将被纳入强制履约阶段，这意味着我国航空运营方将必须履行相关义务。这一进程将极大提升航空业在碳成本管理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家层面气候承诺也在不断加强。202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致辞中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3]。这意味着中国航空业在走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应对境外合规要求，也需顺应国内排放控制与产业政策整合趋势。
　　根据ICAO的定义，可持续航空燃料（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以下简称SAF）是通过可再生资源（如生物质、废弃物等）制成的替代燃料[4]。与传统航空燃料相比，SAF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潜力，能够在生命周期内减少多达80%的碳排放[5]，因此被视为航空业脱碳的关键路径之一。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下简称IATA）的预测，到2050年，SAF将在航空业的碳减排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预计贡献约65%的碳减排[6]。
　　尽管全球范围内，SAF的产量正在快速增长，其规模化应用仍远未达到全球脱碳目标所需水平。2023年，全球SAF的生产量达到50万吨，同比增长100%，但产量仍仅占全球航空燃料需求总量的0.53%，远低于实现全球减排目标所需的水平[7]。这种“高增长但低占比”的矛盾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源于多重制约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SAF市场缺乏需求端的稳定承诺，导致市场缺乏足够确定性来支撑大规模投资。在区域层面，不同市场的发展动力也存在差异：欧洲依靠强制性目标与碳市场机制推动需求释放，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具备巨大的潜在需求，但仍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
　　航空业的深度脱碳依赖于SAF的规模化应用，而规模化应用的前提是形成稳定且可持续的需求信号。只有当货主、物流服务商和航空公司等下游主体发出明确且持续的需求，供给端的投资与产能扩张才可能跟进，形成真正的供需协同。因此，探索需求侧的动因、实践与挑战，对于推动SAF产业链走向成熟具有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