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因素与结构调整共同导致“保就业”对于“保增速”的依赖度有所下降
　　一般而言，GDP增速与就业、财政收入、股票指数等关键经济指标之间呈现显著相关性，经济增长越快，往往意味着就业形势越好、财政收入越高、股市表现越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政府行为与市场预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速目标，不是对数字本身的追求和执着，更重要的是其背后对社会、政府和市场各方面表现和影响的权衡取舍与综合考量。然而，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GDP增速与部分关键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已明显走弱，强调实现短期增长目标的必要性已有所下降。
　　从总量看，源于经济规模基数效应、产业结构变化、稳就业政策等影响，近年来我国保证既定就业增长目标所需的经济增速水平逐年下降。2015年，单位经济增速约拉动城镇新增就业187.92万人，至2024年拉动规模已增至252.38万人，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受外部冲击影响经济增速承压较大的2020年和2022年，单位经济增速拉动城镇新增就业的规模分别高达506.95万人和384.83万人。按照2024年拉动规模计算，2026年若需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的预期目标，实际经济增速仅需4.75%，若考虑就业拉动能力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所需经济增速水平可能进一步降低。
　　政策建议
　　五是给予地方政府充足耐心及政策支持，鼓励探索有益经验做法。近年来，杭州“六小龙”的成功出圈、合肥模式的传播和复制，已充分证明给予地方政府充足的耐心及政策支持，其便可以依托自身对于当地资源禀赋、产业生态、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熟悉和理解，因地制宜探索出适合当地发展的路径和模式。为此，建议引导地方加速由“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摆脱传统发展路径约束，积极转变政府角色职能。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工具，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积极学习杭州、深圳等先进地区经验，形成“投资—增值—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探索“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的闭环模式，地方国资平台直接参与重大产业项目投资，通过协议退出、二级市场减持等方式，在项目成功落地、企业成长后实现国有资本增值和循环利用。主动规划并开放“城市应用场景”，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重大工程建设等领域，为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等新技术提供“首台套”应用场景。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政府牵头，联合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面向特定产业的工业研究院、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非营利性共性技术平台。实施“以投带引”的人才政策，打造“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孵化器等，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风险提示：（1）中美博弈加剧；（2）地缘政治风险；（3）政策传导与落实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