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与43个经济体的就业数据相比较，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与服务业工资水平均不算低，但仍存在三方面改进空间：
　　一是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仍偏低，特别是卫生和社会工作、房地产业两个细分行业，我国就业人员占比明显偏低；
　　二是从地产相关就业来看，我国建筑业就业人员占比与高收入经济体较为接近，指向地产增量开发市场就业已接近饱和；而房地产业就业人员占比明显偏低，指向地产存量运营市场就业仍有较大扩展空间；
　　三是从分行业工资水平来看，我国服务业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高于43个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其中通讯与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工资水平相对偏高，而教育业、房地产业的工资水平相对偏低。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我国就业相关政策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调整
　　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好服务业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引导就业人员从第一、第二产业持续向第三产业流动。首先，可开展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等群体的服务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并增强其与服务业就业的匹配度；其次，充分利用好央行设立的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创造家政、护理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岗位；最后，应加强服务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更好的满足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需求；
　　另一方面，应适当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着力于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其一，可以考虑再次设定最低工资增长目标，年均增速要高于经济增速和社会平均工资增速，同时逐步将最低工资相对于平均工资和人均GDP的比例提高到50%左右，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可参考此前我们的报告《寻找内需增量：发挥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其二，可采取分类的最低工资制度，将行业、职业、技能等因素纳入最低工资的考虑标准，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低收入行业的扶持力度，以改善行业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
　　人口变化和经济转型驱动我国就业结构转型升级
　　从就业总量来看，随着1962年-1975年第二波婴儿潮人口逐步退出劳动市场，我国就业人数总量在近几年出现了一定的下行压力，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2020年回落到了70%以下，但仍处于全球较高水平。
　　从就业人员的城乡结构来看，截至2024年底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占比约为64.5%，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继续稳中有升。而截至202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约为67%，较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占比有望持续提升，带动整体生产效率继续提升。
　　从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来看，随着我国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就业人口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则相对稳定。截至2024年，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约为22.2%、29.0%和48.8%，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仍相对偏低，未来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而从经济体量对就业的承载能力来看，我国第三产业每1%增加值承载的就业比例约为0.85%，也略低于美国（0.97%）、日本（1.00%）、韩国（1.11%）和德国（1.02%）等发达经济体。
　　从就业人员的行业结构来看，二产中制造业和采矿业就业占比有所下滑，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有所提升，此外受近几年地产行业调整的影响，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就业人员占比明显下滑；而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速，纺织服装、家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员占比有所下滑，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员占比有所提升。
　　就业结构国际比较：我国二产就业占比相对偏高，三产就业占比与均值较为接近
　　首先，从行业大类来看，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截至2023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相对偏高，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与全球平均水平较为接近。其中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较全球平均水平高约7.7个百分点，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细分行业来看：其一，我国地产相关行业直接就业人员占比与全球平均水平较为接近，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区间；其二，我国服务业中住宿餐饮业和交运、仓储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相对较高，而卫生和社会工作就业人员占比明显偏低。
　　最后，进一步和高收入经济体相比，我国在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保险业以及交运仓储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与高收入经济体仍有差距。此外，在地产相关就业方面，我国2023年建筑业就业人员占比约为8.5%，仅比高收入经济体高1.0个百分点，但在房地产业和商务活动就业人员占比方面比高收入经济体低约5.8个百分点。
　　就业工资国家比较：我国整体就业工资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服务业工资相对不低但行业间差距较大
　　首先，以2021年购买力平价数据测算，我国2022年就业人员人均月工资约为1434.8美元，低于43个经济体的均值2690.1美元，处于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