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有所加速
　　近些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有所增加，2020年-2024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年均提升约0.6个百分点，纵向比较来看，2015-2019年该比重年均提升约0.5个百分点，而2010-2015年该比重年均提升约0.3个百分点；而横向比较来看，在主要经济体中，包括我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转换为深度老龄化社会所经历的时间相对偏短，而英国、美国和德国等欧美发达经济体经历时间相对较长。
　　而从人口年龄分布来看，截至2023年底，50-60岁年龄段人口已成为目前我国人口构成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整体仍相对低龄，在护理、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有较强诉求，未来5-10年或是我国发展银发经济的重要窗口期。
　　日本老龄化后的消费结构变化
　　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之后，日本在1994年-2006年间的私人消费年均复合增速仅录得0.8%，较1981年-1993年下滑明显，但此期间日本经济还受到消化泡沫经济所导致的债务问题拖累。而在2006年人口负增长且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重后，日本私人消费增速中枢进一步下滑，2007年2024年日本私人消费年均增速录得0.2%。
　　老龄化程度加深后作为消费主力群体的青年人口减少是导致私人消费整体下行的主要原因。从个体消费的角度来看，尽管老年人口的消费倾向更高，但其收入水平较青年人口偏低，因此从个体来看青年人口对消费的贡献要大于老年人口，尤其是当人口进入负增长区间后，老龄人口消费的增量要小于青年人口消费的流失，最终对整体消费造成拖累。
　　从结构变化来看，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及老龄化进程加快后，日本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和医疗保健等必选消费占比不断提升，表现明显优于可选消费。而具有年轻化消费特征的住房相关消费支出以及服装和鞋类消费支出占比有所降低；从增速来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医疗保健相关消费则一直呈现较快速度的增长，青年人口的减少则使得服装鞋类、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等可选消费增速显著放缓。
　　老龄化进程加深后消费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不同年龄段人口在消费支出偏好方面的不同。对于青年家庭而言，由于自有住房率低，因此其在住房租金方面相对支出更高。此外，对于社交活动的需求使得青年家庭在服装鞋帽、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要明显高于中年和老年家庭；对于中年家庭而言，在购置住宅后，其在租房方面的支出大幅缩减，取而代之的是子女教育方面支出的提升，对于服装鞋帽、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有所下滑，而对于个人护理方面的需求开始有所提升；对于老年家庭而言，其消费结构基本趋于稳定，对于饮食、个人护理以及医疗等健康相关消费的需求大幅提升，占据了老年家庭消费的绝大部分，而对于享受型消费也有一定的诉求。
　　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消费的影响或弱于日本
　　其一，从决定消费水平的核心因素居民收入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长期以较低速度增长，而进入人口负增长时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甚至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而我国在2022年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以5%以上的中枢平稳增长，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为消费的平稳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二，从城镇化率的角度出发，与日本相比，我们在城镇化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人均消费支出的维度来看，城镇人口的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的1.8倍，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总量红利晚期继续释放结构性人口红利，即人口流动带来消费支出的增长。日本进入人口负增长时，其城镇化率已接近90%，而截至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仅有65%，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率速度虽在逐步放缓，但仍有较大空间，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城镇化率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高城镇化率空间下我国消费仍有较大潜力。
　　人口老龄化加剧下如何发展银发经济
　　梳理日本银发经济发展脉络来看，日本银发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是2000年《介护保险法》的实施，其顺利推动了日本银发经济市场化发展，使得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到了银发服务和银发产业的发展之中。此外，在介护保险制度之下，老年群体的护理支出压力大大缓解，可用于享受型消费的资金占比也随之提高，对于缓解老龄化加深后出现的国内消费收缩亦有重要意义。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
　　其一，建立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一方面，从资金来源来看，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资金主要依赖医保基金和财政补贴，可借鉴日本经验，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时，可根据未来人口结构变化选择合适的参保人群范围，并根据收入差异采取累进式缴纳比例，在调节居民收入差异的同时缓解医保支付压力；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资金覆盖范围主要为基础护理服务，且各试点城市标准并不统一。应尽快构建统一的长护险资金支付范畴，且根据养老产品供给端的变化（如护理机器人、健康监测设备等）进行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