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对投资拉动式增长的过度依赖和偏弱的举债管控机制影响，贵州省在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亦积累了大量债务，2018年开始以非标违约为代表的债务风险日益突出，且缺乏合理性的债务结构使得债务风险暴露延伸快、覆盖广。
　　作为高风险地区降低债务风险的试点省份，贵州省化债起步早、方式多样，并大致经历了“内部主导式”和“自上而下式”两大化债阶段，但不同阶段化债效果存在差异，第二阶段依托中央一揽子化债政策支持，区域信用利差快速收窄，债务结构显著改善，化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贵州省本轮化债更侧重于债务结构的优化，区域信用风险暂未获得根本修复，负面舆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弱资质区域信用修复之路道阻且长，城投企业转型及新增融资亦存在较大阻力。
　　展望未来，前后两阶段化债效果的差异，或将表明虽然强调省政府对债务化解负总责，但由于贵州省经济基本面尚未修复、自身产业及金融资源不足，单方面依靠自身努力化解债务的难度较大，财政和金融化债预计仍是未来化债主流；且考虑到地方政府举债空间有限和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压力，化债工作的深入或许还需依赖中央层面政策的进一步落地，后续对政策机遇的把握以及自身财政体制和债务管控机制的完善、区域负面舆情的控制等或将成为贵州省债务化解和信用修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