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走弱引发众多讨论，我们此前也曾专门解释过高能级城市消费走弱，是经济新旧动能切换下的结果。从更长时间维度来看，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其底层逻辑源于收入分配不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解决消费不足的根本路径。基于此，我们将陆续从国内现状、历史沿革、国际比较等视角，去理解收入分配问题的底层逻辑。本篇报告主要聚焦国内收入分配现状。
　　核心观点：
　　当前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循环的阻碍愈加突出，改革的紧迫性明显提升。国内收入分配不均体现在：一是，国民收入中，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占比明显偏低，企业部门收入份额过高，政府在再分配环节没有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二是，近年来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有所改善，但行业间、经营主体间收入差距明显走阔。前者与我国前期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衍生出的要素配置扭曲等制度性因素有关，后者则源于产业结构调整、资本金融化、民营企业发展困境。
　　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系统推进，但从当前消费市场下沉、区域结构优化等特点来看，已经初步看到了前期改革落地的成果。伴随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预计未来大众消费表现向好，而随着低能级城市向高能级城市的追赶，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将更多受益于消费市场的开拓。
　　收入分配不均是导致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
　　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其底层逻辑源于收入分配不均，表现为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偏低，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导致储蓄率偏高。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GDP比重仅为39%，不仅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也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从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来看，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614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美国，1985年的日本，1995年的韩国，当时美日韩对应的居民消费/GDP比重均处在50%-60%，远高于目前的国内水平。从储蓄率来看，2022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8%，而日本在1985年、韩国在1995年的居民储蓄率均在16%左右，即便与储蓄倾向较高的日韩等东亚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储蓄率依然偏高。
　　在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重担便转移至投资和净出口。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由于投资效率较高，且人口红利处在快速增长期，这种发展模式下，借助资本和劳动要素释放，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在2010年之后，随着资本报酬边际递减、劳动年龄人口达峰、逆全球化加速，这种经济循环模式开始暴露出弊病，依托大规模财政刺激的负面效果显现，债务风险、产能过剩、价格低迷等问题时有发生。若要根本性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供给侧提高劳动生产率，需求层面，更需要推动收入分配等制度性改革，提升居民消费，否则难以跳脱出当前历史困境。
　　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前后，曾多次出现因收入分配不均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例如，1930年美国大萧条便源于当时工业生产方式与收入分配方式之间的冲突。当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下，生产能力快速提升，但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使得劳动者报酬被压低，社会分层仍保持着金字塔型结构，处于金字塔下层的劳动者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消费能力难以追上生产增长的步伐，使得生产能力供过于求成为常态，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导致经济萧条。1929—1933年期间，美国经济总量萎缩了30%，失业率从3%猛增到25%。
　　后续美国顺利走出大萧条，源于罗斯福新政推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改革。一方面，通过扩大公共支出，由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以抵消私人部门的需求下滑，从而扩大就业和带动经济复苏。但凯恩斯主义解决的主要是短期问题，但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仅靠扩张性政策拉动投资，将会带来下一轮的供给过剩。因此，真正摆脱危机的方式仍然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一时期，罗斯福开始建立起社会保障和劳工保护制度，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建立了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制度，形成了一套收入再分配的机制，通过这些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才真正摆脱资本主义危机。
　　我国也较早意识到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早在2007年便明确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07年，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改革目标。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2022年，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