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与科技革命交织演绎，我国“深化改革”的政策框架中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及科技工作的优先级明显提升
　　从行文框架看，科技创新在全会《决定》的战略位置升级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科技体制改革”列入“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章节内，而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单列成章，政策行文直接体现出科技创新在改革框架中的优先级提升。
　　从政策定调看，科技创新的定位由“驱动发展新引擎”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科创由发展的辅助角色向核心角色转变
　　2013年7月，习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强调“要结合实际坚持运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经验，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要优先支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科技领域，重点突破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随后同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2015年3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及9月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则分别强调“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以及“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根本目的……释放科技创新潜能，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总结而言，在过去的政策框架中，“经济发展”为目标，“科技创新”为手段，彼时科技创新相比经济发展，在战略定位上更像是一种辅助性角色。
　　而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且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科技/技术/创新”出现的次数由9/15/44次提升至52/23/51次，科技“浓度”大幅提升；同时此前在2024年6月，习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即新的改革框架下，科技创新不再是“客体”，而是改革的目标本身，从“配角”转变为“主角”，科技工作的优先级明显提升。
　　“大国安全”对科技创新提出新要求，产业链供应链“防风险”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外部驱动因素
　　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演绎，大国纷纷在产业浪潮中争取核心技术高地以掌握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去全球化愈演愈烈、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科技博弈下关键技术封锁对芯片制造等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带来“卡脖子”难题，“倒逼”我国通过科技创新攻克技术瓶颈、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4年6月，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框架中，增加“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章节，“安全”词频较十八届三中全会增加超过70%，即国家安全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而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在新发展时期成为互相支持、密不可分的整体。
　　同时政策对于金融支持科技的表述发生变化，从对自主创新的支持逐渐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倾斜。2015年3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强化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加快创业板市场改革，健全适合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扩大服务实体经济覆盖面”；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则侧重于“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强调“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同时在今年4月19日公布的《中国证监会关于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将“集中力量支持重大科技攻关”列为首要措施，并强调“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优先支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这意味着新时期金融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并不是无差别的鼓励创新，而是有层次、有针对性地选择优先支持方向，更加聚焦战略地位高、突破难度大的技术瓶颈攻关。
　　经济增长由“量”转向“质”，“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提出新要求。
　　随经济总量规模不断增长，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波动中枢收敛，人口规模优势弱化及资本驱动效果边际递减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打破发展瓶颈的关键，即我们需要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并加快构建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对科技创新水平及科技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
　　继2023年9月总书记首次提出后，“新